【说谍】2破裂《暗夜之火-中共中央特科纪事》全景式描写特科过往

摘要：1927年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年份，堪称近代中国两极分化的开端。这一年，中国社会深陷动荡与血腥之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盛而彻底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屠刀的呼啸声中彻底斩断，但中国共产党亦在危机中觉醒，开启了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征程。从历史长时

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和祭奠的

1927年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年份，堪称近代中国两极分化的开端。这一年，中国社会深陷动荡与血腥之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盛而彻底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屠刀的呼啸声中彻底斩断，但中国共产党亦在危机中觉醒，开启了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征程。从历史长时段视角审视，1927年对现代中国发展走向的影响极为深远，是一段兼具沉重底色与觉醒力量的重要历史时期。

1927年1月3日，汉口爆发“一·三”事件，中国政府随即宣布收回汉口英租界。1月上旬至2月中旬，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下，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蓬勃开展。运动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形成合力，迫使英国侵略者同意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此次租界收回，是近百年来中国民众反帝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彰显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定意志。

1927年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方代表欧玛利正式签订《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为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奠定了法律基础。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完成对九江英租界的正式接收工作。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文旨在回应当时中共党内及党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质疑与责难，核心内容包括：充分肯定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核心作用；明确提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与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科学剖析农民各阶层的构成与特点；着重倡导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理念。该报告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爆发。当日，占领南京的国民革命军袭击外国驻宁机构，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文怀恩等人遇难。英、美军舰随即对南京城实施炮击。此次事件引发中外局势紧张，与此同时，镇江英领事主动将镇江英租界管理权交还中国。

（注：后续正式交接手续于1929年11月11日完成：彼时英驻华公使蓝浦森照会中国政府，商定15日正式交还镇江英租界；中国外交部委派镇江关监督戴德抚为接收特派员，经磋商，中国政府拨款6.8万元作为对英方的补偿；15日，中英双方举行正式移交仪式，外长王正廷、英公使代办爱菲林、驻京总领事许立德等出席，戴德抚与许立德分别发表演说，完成了收回英租界的正式外交程序与法律确认）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员实施大规模屠杀。此次政变严重摧残了中国大革命的发展进程，标志着大革命部分失败，成为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

据记载，事变后的三天内，300余名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500余人被捕，5000余人失踪，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优秀共产党员英勇就义。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紧随其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余人，封闭工会及革命团体200余个，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优秀共产党员不幸遇害。此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展开大屠杀；北方奉系军阀亦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国民党左派基层组织基本瘫痪，中国共产党组织遭受建党以来的第一次重创。尽管损失惨重，但中国共产党也在此过程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初步积累了革命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该政府代表大地主、官僚，买办以及欧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与还在坚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形成对峙。当时，北京地区仍由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控制，全国由此出现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政治格局。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张作霖奉系政府残忍绞杀，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他率领反动武装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此次事变成为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明确信号，进一步加剧了革命局势的恶化。

1927年5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创建首个情报（反谍锄奸）组织——中共中央军委特务科（处）。据中共情报界元老李强、徐以新及开国元帅聂荣臻等人的交叉回忆印证，该组织并非今日所传的“特务工作处”（具体细节另行撰文阐述）。中央军委办公地点设于友益街余积里12号，该处为一座上海式三楼三底二厢的石库门弄堂建筑，门框右上角贴有一张写有“西厢杨”的红纸作为标识。其中，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科设于楼上东厢房，秘书处置于楼上西厢房，组织科位于楼下西厢房，杂务人员办公地点则在楼下东厢房。中共中央军委特务科的成立，成为中国现代情报机构的起源。

维护中共中央安全成为特务工作科（处）的首要职责。当时，位于武汉的中央机关设在汉口四民街61号，陈独秀、蔡和森等党的负责同志在这里办公居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也在此召开。为保障“61号机关”安全，特务工作处在一楼、二楼专门设置警卫室，选派十几名专业精干的保卫人员在此常驻，24小时轮班值守，对进出“61号机关”的人员进行询问，确认身份后才予以放行。

1927年6月2日，一代文化宗师王国维自杀身亡，给中国文化界带来重大损失。6月26日，简吉、赵港等人在台中成立台湾首个农民统一组织。简吉（1905年5月20日—1950年3月7日）系高雄县凤山市人，日据时期为台湾共产党党员，台湾光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于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牺牲，是台湾著名的社会运动者与政治人物。

1927年7月，日本田中内阁召开第二次东方会议，旨在制定侵略中国的总体方针。该会议在日本侵华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会议通过的《对华政策纲领》，清晰勾勒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推行武力侵华“积极政策”的基本框架，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加快实施大陆政策，将侵占中国东北列为重要目标。“满蒙特殊论”由此成为日本后续侵略中国及亚洲的理论依据，东方会议的召开预示着日本一系列大规模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宁汉合流的进程正式启动，国共合作彻底终结。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呈递《田中奏折》（原件名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据称，该秘密文件由爱国志士蔡智堪利用其在日本的政党及商业人脉，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皇室书库，耗时两个夜晚抄录所得，于1929年末由南京《时事月报》披露。半个多世纪以来，《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其并非原件，但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完全契合了《田中奏折》所勾勒的路线。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此次起义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等人领导。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正式决定将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此后该日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及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此次会议召开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关键时刻，关乎党和革命事业的前途命运。会议批判并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其党内职务，选举产生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明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并决定发动秋收起义。

毛泽东出席此次会议，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重要议案，在革命紧急关头为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推动党在革命进程中实现了重要进步。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八七会议为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工农革命军（即红军）发动秋收起义。同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审时度势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战略决策，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思想。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抵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在此开展游击战争，推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组建革命政权和赤卫队，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该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推动中国革命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一实践既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力量尚为弱小、革命敌人异常强大、革命道路漫长曲折的现实，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成功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印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州起义。此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群众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震动。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火种。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黄平、周文雍等为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