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梁仲春其实早知明诚真实身份，为何到死都没有揭穿他

摘要：伪装者：梁仲春其实早知明诚真实身份，为何到死都没有揭穿他

“孤狼”桂姨在那个被炸毁的面粉厂里，捡到了一段录有明台声音的磁带，并把它直接交给了日本特高课的藤田芳政。一时间，明台“已死”的真相，以及明楼、阿诚的真实身份，都面临着彻底暴露的巨大危险。

为了破解这个死局，明楼将计就计。他利用秘书处的刘秘书想用录音勒索三十根金条的心理，暗中录下了刘秘书企图借此扳倒藤田、甚至口出狂言要杀藤田的对话。随后，明楼胸有成竹地去见藤田芳政。他坚决否认录音里的是明台，一口咬定那是弟弟阿诚的声音，并把问题的焦点抛给藤田：你怎么证明那就是明台？紧接着，他拿出了刘秘书那份暴露野心的录音。权力和安全感受到双重威胁的藤田，暂时压下了怀疑，立刻逮捕了刘秘书，甚至对拿不出确凿证据、只会一再指认的“孤狼”也颇为恼火。

为了找到铁证，“孤狼”开始跟踪明台的未婚妻程锦云，进而发现了黎叔，又尾随黎叔找到了明台的藏身之处。她在门口瞥见了明台，明台也发现了她。慌乱中，“孤狼”掉头就跑，明台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到大街上，阿诚的车恰好停下，他迎面走来，几乎没有犹豫，用枪抵住养母“孤狼”，一声闷响，“孤狼”倒下。明台上前帮忙处理尸体，却被路过的警察撞见，两人只得弃尸匆忙逃离。

“孤狼”活着的时候，跟明楼斗，始终处于下风。她的靠山南田洋子死了，她效力的汪曼春也死了，再到藤田芳政，她一直想扳倒明家，却总在主子那里讨不到好。可没想到，她死了，反倒发挥了一生中最大的“价值”。她的死，在这个敏感时期，再次将明楼身上好不容易洗清的嫌疑，加重了。

警察局关于“孤狼”当街被杀的报告，送到了76号行动处。处长梁仲春看了一眼，不以为然地对手下说：“不就死了个中年妇女吗？……这是你大姑啊，还是你二姨啊？”他拦下了报告，没让往特高课送。接着，他打电话叫来了阿诚，话里有话地说：“大街上就敢干这种事，够豪放的呀。这世道，家庭妇女买个菜都能碰上持枪的，上海滩可真够乱的。”梁仲春心里跟明镜似的，什么都清楚了。也正因为私自截留报告，他被手下出卖，让特高课给抓了。

在监狱里，梁仲春没挨几下打就“招”了。他交代说，自己并不知道阿诚是共产党，只暗示过阿诚可能是重庆方面的人，而且手里没有任何证据。“暗示”这个词本身就模棱两可，再加上没有实据，梁仲春的这番供词，对于始终心存疑虑的藤田来说，几乎毫无价值。

但其实，梁仲春早就怀疑甚至知晓明楼和阿诚的身份。从原田熊二在香港被暗杀，而明楼兄弟恰巧那时回上海任职；到后来76号多次行动失败、南田洋子遇刺；还有他与阿诚之间各种心照不宣的交易；甚至他自己私下调查，也摸清了“孤狼”的老底……桩桩件件，他并非不知情，也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循。

那他为什么直到死，都没有揭穿阿诚呢？重温《伪装者》才懂，这是梁仲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狠劲”、处世智慧与人间清醒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是一个可恨的汉奸，却也是一个没有彻底丧失底线、甚至让人有些恨不起来的“坏人”。

第一，致命的把柄：一根绳上的蚂蚱

梁仲春是76号行动处处长，汪曼春是情报处处长。按理，情报处该向行动处汇报，梁仲春是汪曼春的顶头上司。但汪曼春仗着出身和日本老师南田洋子的宠信，经常跳过梁仲春，直接向南田汇报。梁仲春这个“一把手”，当得很是尴尬。

比起汪曼春的显赫背景，梁仲春是从中统叛变过来的。这种变节行为，国人痛恨，日本人也未必瞧得起。他能坐到行动处处长的位子，大概也就到头了。这一点，梁仲春自己非常清楚。所以，他对攫取更高权力没什么执念，他更看重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乱世里为自己谋取实实在在的好处——那就是钱。

他对阿诚说过：“战乱时期，手上没点真金白银，心里不踏实。”为了这份“踏实”，他私下里偷偷走私军火。

为了让这门危险的生意更安全、更顺畅，他拉阿诚入伙，哪怕阿诚开口就要四成利润，他也咬牙认了。他以为利用了阿诚的关系网，实际上却更深地落入了明楼和阿诚为他编织的罗网之中，难以脱身。

而对明楼和阿诚来说，梁仲春身上有两个“优点”值得利用：一是他身居要职却又不受日本人真正重视，可以利用他来牵制汪曼春，转移视线，还能在关键时刻说上话；二是他唯利是图，可以用利益引诱和控制，同时他走私军火的勾当，本身就是一个足以致命的把柄。

对梁仲春而言，走私生意把阿诚拉上了“贼船”，可这艘船的舵，并不在他手里。一旦船翻了，阿诚背后有明家或许能周旋，而他梁仲春，毫无倚仗。他不揭穿阿诚，背后是经过反复权衡的精明算计：揭露了对方，自己也必定完蛋。一个利益至上的人，最懂得如何做“划算”的选择。

第二，最后的退路：家人的平安

梁仲春常对阿诚说：“我是个家庭主义者。”他所谓的“家庭”，有点复杂：家里有明媒正娶的太太和一个儿子，外面还养着一个没名分的小妾，甚至把小舅子童虎安排进了76号。本来他过得挺“滋润”，直到童虎被明台所杀。

阿诚在日本领事馆“偶遇”梁太太，故意提起“童虎”并表示慰问。梁太太懵了：“我？我没有弟弟啊。”阿诚故作惊讶：“我一直听童虎叫梁先生姐夫，还以为他是您弟弟呢。”这一下，不仅点破了梁仲春养外室，连具体是谁都捅了出来。

梁太太原本就知道些风声，这下有了确凿把柄，回家后和梁仲春大闹一场。阿诚“恰巧”上门送文件，梁仲春大吐苦水。阿诚给他出了个“二选一”的主意：选太太，就让小妾消失；选小妾，就把太太送回老家。梁仲春连声说“不可能”，但听到“送回老家”时，他眼睛一亮，急忙接话：“武汉，武汉！”

他两个都舍不得，但一个“更”字，说明他内心更看重明媒正娶的太太。阿诚的这个提议，正中他下怀——既能保住家庭完整（至少表面上），又能继续他的“齐人之福”。他又一次主动把软肋交到了阿诚手上。

后来，明台被捕，阿诚要求梁仲春出面保明台性命。深知利害的梁仲春拒绝了。阿诚淡淡地提醒：“梁太太多久没给您写信了？”梁仲春瞬间明白，他的太太和孩子根本没去什么武汉，而是被阿诚控制起来了，成了要挟他的筹码。

随着76号频繁出事，汪芙蕖、南田洋子、汪曼春接连丧命，梁仲春早已看清：日本人靠不住，早晚要败，而他自己这种汉奸，绝无好下场。所以，当他截下“孤狼”被杀的报告时，就对阿诚交了底：

“人，贵有自知之明。你们那个‘国’，不配我这样的人效力。我手上血债太多，洗不干净了，回头是不可能了。我只求你一件事……如果将来日本人败了，我肯定要被钉在耻辱柱上。到那时，谁也没法保我的命……我只希望，你能替我多照应一下他们（妻儿）。”

梁仲春活得异常通透。他看清了局势，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但奉为圭臬的“家庭”还有希望。他用自己的命和最后的配合，向阿诚卖个人情，换取妻儿在未来的平安。自己必死，但家人能活——这是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算计。他这一生的苟且，不就是为了“活着”吗？现在，他把“活”的机会，留给了家人。

第三，残存的人性：与汪曼春的本质区别

梁仲春和汪曼春虽然都是汉奸，但给人的感觉天差地别。

汪曼春是彻头彻尾的疯子，行事狠绝，毫无人性，是日本人的忠实疯狗。梁仲春虽然也手沾鲜血，做过许多恶事，但在某些地方，他依然保留着一点“人”的温度和底线。

他还有点“人味”。

得知小舅子童虎被杀，他饭都顾不上吃就赶回76号，鸣枪发誓要报仇（虽然后来不了了之）。明楼和明镜在雨中为明台争吵时，藤田、汪曼春等人都在看笑话，只有梁仲春看不过去，驱散围观的手下：“长官的家事好看吗？心都让狗吃了？散了散了！”阿诚找他商量“处决”明台时，他震惊地说：“杀了他？你疯了？你们明家不救也就罢了，怎么能……”即便汪曼春杀了他的小妾，在她被捕入狱后，梁仲春还是悄悄留了块刀片给她，给了这个死对头最后一点自我了断的“尊严”。

对下属、对合作者、甚至对仇人，他偶尔会流露出常人的情感。这一点，冷血的汪曼春根本不具备。

他“会办事”，而且懂得分寸。

当他不得不与阿诚“合作”时，他不只是口头答应，往往能办成实事。

他向南田告密说有间谍潜伏在共产党家里（即“孤狼”），反过来又把这消息透露给阿诚，让明家早有防备。他拦截“孤狼”被杀的报告，虽然给自己招祸，却给明楼争取了应对时间。阿诚让他去促使藤田签发明台的死刑令，并在刑场上安排阿诚行刑，他照办了，这给了阿诚“明杀暗救”的机会。事后他明白被利用，但在藤田面前依然力证明台已死，回头才找阿诚“算账”，实则再次通风报信。

这些事，没有他的“配合”或“纵容”，明台很难活命，明楼的很多计划也难以顺利推进。

梁仲春最后对阿诚说：“你说跟你们合作是为国效力，我知道……‘为国效力’不过是你们利用我做事的漂亮话罢了，我清楚得很。”

他骨子里知道自己不配谈“为国效力”，他的动机是苟活和保全家人。但在客观上，他又确实被利用着，做了一些对抗日本人的事。他的根还没烂透，心里还残存着一点为人的良知和底线，这是他跟汪曼春最本质的区别。他坏，但还没坏到毫无人味、不可救药的地步。

在76号的那场舞会上，梁仲春曾对汪曼春说：“乱世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事，千万不要瞧不起你身边看不上的小人物。”

其实，他自己就是汪曼春看不上的“小人物”。

他从被迫胁从，到最后主动选择，最终成了明楼、阿诚这些“伪装者”的一层特殊保护色。他没有崇高的信仰，但在苟且求生的过程中，守住了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底线。

至少，他到最后，还算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