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归》：当时代的叙事破裂

摘要：2007年，有一部电视剧悄然上映，它诞生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政治语境中，是当年为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而推出的三部相关剧作之一（另外两部是央视一套播放的《香港姊妹》和TVB的《岁月风云》），从播出效果看，三部电视剧当年口碑都不算太差，播放范围最小的《荣归》（只在省

《荣归》：

当时代的叙事破裂

2007年，有一部电视剧悄然上映，它诞生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政治语境中，是当年为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而推出的三部相关剧作之一（另外两部是央视一套播放的《香港姊妹》和TVB的《岁月风云》），从播出效果看，三部电视剧当年口碑都不算太差，播放范围最小的《荣归》（只在省台上映）豆瓣评分最高居然达到8.5（其他两部则都在7.3），

其中最大原因可能是焦晃郑少秋以及归亚蕾两皇一后的演员阵容，确实，三位老演员的表演撑住了主旋律电视剧通常羸弱的剧情，并且赋予了这部主题非常明确，隐喻极强的电视剧一些旁逸斜出的情感意味。当年，我也是在我那个爱看所有主旋律电视剧的父亲带动下，断断续续看完了整部作品。2019年前后，心中感慨的我又把这部剧拿出来刷了一遍。三刷则是最近，也就是香港大埔大火之时。

这部剧讲述一对从小失散的兄弟李国荣李国凯（名字都取得如此“明喻”），郑少秋扮演的富商李国凯，被修女带去了香港，白手起家，成为了香港最大房地产商，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失散的哥哥李国荣，以至于他的公司名都叫“荣凯集团”。没想到本以为已经死去多年的哥哥居然真的活着，在北京著名餐厅做烤鸭师傅。一开始心存疑虑不敢和盘托出的弟弟自称电车司机和哥哥相认，李国荣还本着“长兄如父”塞给了亿万身家的弟弟一笔钱。李国荣的独子李奕一心想去香港发展，保守又“红专”的父亲却总觉得那是个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地区，“思想不健康”……

在“国家—地区”如何重新叙事彼此关系的问题上，《荣归》选择了一个极为中国化、极为温情而又带有强烈秩序想象的表达方式——以“家庭”隐喻国家，以“兄弟与子女”隐喻大陆与香港之间的文化等级、道德位置与认同期待。这部电视剧，在最表层看，讲的是亲情、误会、回归与和解。但如果把它当作一件时代文本来阅读，会发现它结构性地呈现了 2007 年中国大陆对香港的一种总体认知：

香港是一个在经济上令人向往，但在道德精神上有所匮乏的“远方的孩子”——而大陆则是那个最终提供伦理稳定性与文化根基的“母体”。

演员身份与角色配置：

隐喻的文化象征系统

《荣归》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它在演员国籍、气质与角色性格之间形成的那种“隐喻式匹配”。李国凯（港）与李国荣（陆）两兄弟的塑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对照：

弟弟李国凯：香港出身、商业社会的成功者，有“家国情怀”，但感情处理混乱、在家庭伦理中显露弱点，。

哥哥李国荣：当过兵，坐过牛棚、生活并不富裕，有点大家长作风，却拥有朴素的道德力量与稳定的伦理位置，是那个“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你”的人（最后捐献骨髓救弟弟）。

演员国籍

一个内地演员

一个台湾演员

一个香港演员

这样的设置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

李国凯的三个孩子，他们的角色设定几乎像是一个内地对香港年轻一代的寓意化拼贴：

大哥明皓

代表“曾经的香港”：自律、内敛、有理想，但明显缺乏精神根基，总是困惑自己的角色定位。

二哥明捷

是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焦虑者：经济意识强，叛逆，征服欲强烈，但精神世界摇摆不定。

小妹明思

象征香港的“未来”或“希望”：年轻、情绪化，却有可塑性，需要被引导、被拯救、被重新置入“大叙事”的怀抱。

这种角色配置不是偶然，它表达了一种非常明确的文化意图：内地在经济上承认香港的成熟，但在道德与文化根基上认为自己更稳固、更正统，并且拥有“教育、引导、拯救”的天然资格。

二、用“家庭伦理”

弥合现代化冲突

《荣归》的深层，仍是“现代化与文化认同”的重新编排。

在 2007 年，内地的叙事构型仍然相信：所有的现代化冲突——包括价值差异、意识形态差距、社会制度差异——最终都可以通过家庭伦理的温情方式得到化解。

于是戏里出现了这些典型桥段：

兄弟间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可以通过一次骨髓捐赠解决；

对香港的经济焦虑可以被“家族团圆”的情绪覆盖；

港陆之间的制度差异可以被“血缘”压倒；

最终，所有不稳定的变量，都被收纳入“家庭”这个大母体中。

这种叙事方式，看似温情，实则包含一种坚硬的结构性想象：家庭可以替代政治；伦理可以替代制度；感情可以替代冲突；“回家”可以替代关于未来的真正讨论。

在这种叙事中，就像剧中多次出现的一代和二代之间“香港该不该回归”的直白讨论中体现的那样，“香港”不是一个拥有独立主体性的复杂城市，而是一个需要被“带回家”的个体。而“家”，显然是由内地定义的。

三、《荣归》的核心：

“审视—定位—拯救”

显然《荣归》是一部十分典型的“内地凝视香港”作品：

#审视：

先给出一个判断——香港经济发达，但精神疲弱，没有安全感。

#定位：

然后定义双方的关系——香港是偏离家庭的孩子。

#拯救：

最后给出解决方案——回到伦理秩序、回到“家”，就可以被治愈。

这当然不能说完全错误，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对于香港的主流叙事，依然不能完全抛离这样的情感内核。在这里，我不想谈论政治，不想谈论制度，也不想谈论那些宏大的时代主题。

因为我很很明白，这部剧在当时被年轻的我念念不忘，在内地也被我父亲这一辈的人广为接纳的原因，正是因为，它带着诚意，也带着时代特有的自信，相信只要提供“根”、“道德”、“稳定”，香港便会自然融入“母亲的怀抱”。

这种诚意和善意，即使直到今天，我们也能感受到它质朴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来自官方，相反，它更多是一种发自文化自身，来自民间的善意愿望。

《荣归》最后来自内地的李奕和和来自香港的李明思（扮演者曾宝仪）走到了一起。正如来自内地的苏东东和来自香港的李明捷（扮演者林申）经历了相爱、碰撞、结婚、争吵、离婚(差点)、孩子诞生，最终彼此谅解。

一个充满自信的光明结局。

然而，差不多20年过去，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2007年尚未踏上香港，20年后却已经去过很多次香港，有了不少香港朋友，和不同阶层的人谈过很多次，对香港终于有了切身的体验。如今看到网络上不断闪现伤亡人数，还有什么竹棚、工会的撕扯，我就忽然想起了 2007 年播出的《荣归》。不是因为剧情有什么相似之处，而是因为那种被烧毁的感觉——一种被“好意”覆盖、被“伦理结构”框住，却在现实里轰然崩塌的集体幻觉。

我会突然意识到：

那种老式的善意、老式的关怀、老式的“大陆凝视香港”的方式，并不只是政治话语，而是一种深沉的、根植文化底层的大家长式情感结构。

它温柔，却窒息。它体贴，却带着训诫。它伸出手，却不是为了握住你，而是为了把你拉回它认定的“正确的位置”。就像大哥李国荣一开始就自作主张逼着儿子李奕和他并不爱的青梅竹马订婚一样，这种“我是为你好”“我做的都是正确的”先决判断，在今天，绝对不会得到儿子尴尬却坚决的拒绝和事后诚意的修补，而是一场“掀桌子”的当场断亲。

那种温情底下藏着的，是一种几乎超越政治、甚至带有文化宿命论色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