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游记》拍摄期间，台里不断流传着对我的各种质疑。有人说：“谁拍电视剧会这么慢？绣花也绣出来了。” 有人说：“国家不该拿这么多钱让她去游山玩水。” 甚至有人在党组会上，痛心疾首地流泪控诉：“领导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让《西游记》停下来！” 部分领导也对我不满，认为

《西游记》拍摄期间，台里不断流传着对我的各种质疑。有人说：“谁拍电视剧会这么慢？绣花也绣出来了。” 有人说：“国家不该拿这么多钱让她去游山玩水。” 甚至有人在党组会上，痛心疾首地流泪控诉：“领导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让《西游记》停下来！” 部分领导也对我不满，认为我 “拍得太慢”。

这些闲言碎语，甚至恶意诽谤，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我耳中，让我怒不可遏：我和剧组的同志们日夜赶拍，这些人却在背后捅刀子，说这种不负责任的风凉话。我向阮若琳副台长倾诉了愤怒：“游山玩水？叫他们来试试！”

阮台长安慰我：“不要为他们分心，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你干你的，不要受干扰。” 她的几句话让我心情豁然开朗，有领导的理解，我心里就踏实了 —— 把这些恶意抛在脑后，用工作成果回应才是最好的解释。

但这些中伤还是起了作用。1986 年 4 月，我们在苏州补拍试集《除妖乌鸡国》（原唐僧换成迟重瑞，王后换成向梅，孙悟空部分难看的中近景也需重拍），正在推进《孙猴巧行医》的后期制作时，一个由财政部、广电部和中央电视台三家组成的调查组突然来到剧组。

原来有人反映《西游记》剧组乱花钱、游山玩水、浪费国家资财，中央因此专门组建调查组深入剧组了解情况。我既意外又高兴 —— 不用自己辩解，质疑我的人可以亲自观察，剧组没有任何藏着掖着的事，尽管查！我不仅欢迎他们，还希望他们和我们一起拍戏、一起生活。

当时我们住在苏州煤炭招待所，无论住宿还是伙食，按剧组一贯标准都算不错。调查组由财政部的王处长带队，在剧组待了十几天，全程参与我们的工作：一起拍戏、一起加班、一起装卸车、一起拉威亚、一起抬机器，剧组的所有日常他们都亲身体验了。

临走时，王处长对我感慨：“没想到《西游记》剧组这么辛苦！我们回去会为你们如实汇报，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直言：“我们的设备太差了，只有一台摄像机，录像机还是台里最旧的，老出毛病影响进度，希望能加一台或换一台。”

他们不仅答应向台里反映设备需求，还暖心地说：“你们风里雨里跋山涉水，连件风衣都没有，剧组可以花钱给每人做件风雨衣，我们批准了。” 这些知冷知热的话，让我感动不已。

调查组没有食言，王处长回去后向部里如实反映了剧组情况，台里最终同意加拨一百万购置新摄像设备，也批准了给每人做风衣的申请。大家都欢欣鼓舞，以为谣言终于澄清，领导不会再怀疑我们了。只是那台新设备迟迟未到，直到两年后我们去泰国拍最后部分戏份时才送达，总算在收尾阶段派上了用场。

那时电视节目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西游记》作为系列片，一集一个故事，时长长短不一，有的四十多分钟，有的一个多小时。从 1982 年开始，应观众的迫切要求，领导每年春节都会安排播出一两集：1983 年是《偷吃人参果》，1984 年是《祸起观音院》和《三打白骨精》，1985 年是《计收猪八戒》。

1986 年春节临近，我却不喜欢这种零敲碎打的播出方式 —— 这会让后续完整播出时失去新鲜感。我向阮若琳副台长建议：“今年春节把前十一集连起来播，给观众一个完整印象，而且第十一集里孙悟空被请回来，小观众也会满意。” 阮台长表示同意。

可这个建议给我出了个大难题：离春节只剩两个多月，大量后期工作亟待完成。除了已播出的四集，还有七集未剪辑，部分现场素材需要补录，所有剧集都要配音、加字幕，尤其是大量特技镜头，处理起来最为麻烦。而台里只有一台 ADO 特技机，虽然当初是为《西游记》买的，但全台都要使用，我们必须排队 —— 这根本赶不上进度，必须请台领导特批使用时间。

1985 年 10 月 25 日，我满怀信心地找到王台长，提出为春节连播十一集，申请特批特技时间和编辑机。没想到却碰了个大钉子，他冷冷地问：“为什么要播那么多集？”

我解释：“为了让节目完整，也让观众看得过瘾。” 王台长却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就是着急见观众，东西还没做好就往外拿，这还能搞好？你看《中国姑娘》就是剪辑得不好，招观众骂！”

我莫名其妙地反驳：“那不是剪辑问题，根本没有拍出来的素材，靠剪辑能解决吗？别人挨骂不等于《西游记》挨骂，别人不受欢迎也不等于《西游记》不受欢迎！”

他瞪起眼：“你说什么？” 我也生了气：“为了播出十一集，我要增加多少工作量？你以为我愿意吗？既然你不批，那今年春节就别再要《西游记》了！” 说完我夺门而出，他在后面怒吼：“你打个报告来！” 我回头吼道：“不打，爱给不给！”

莫名挨了一顿训，我一肚子火气，甚至后悔提出这个建议。大概是王台长后来想通了，第二天技术部的同志来找我：“你什么时候来做特技？台里给了你一个月时间。” 我反倒为自己的冒失有些不好意思，立刻动员大家加班加点，分秒必争地完成了十一集的后期工作。

1986 年春节，《西游记》十一集连播，观众反响热烈。但我心里清楚，和领导的这次顶撞，为我埋下了一个 “祸根”——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和领导争辩没有好下场，可我就是改不了，认定有理的事就要坚持到底，明知是鸡蛋碰石头，也不愿受委屈。

十一集的热播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半截《西游记》，向观众交出了剧组四年多的工作答卷。借着春节，剧组首次放了假，一是让长期加班的大家休息，二是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们听听家乡观众的反馈。

元宵节后剧组集合，探家归来的人们争相分享家乡的观剧热潮，无一例外都是好评。可第二天台里召集主创开会时，却出现了令人意外的一幕：台领导的办公室在旧电视台旁的临时平房里，一条走廊通到底，两边是各位台长、副台长的办公室，最里面是会议室。我们十几位主创按时到场，等了半个多小时，却没有一位领导进来。按常理，他们本该出面贺年、慰问大家的辛苦，这种冷落让我感到异常。

终于，阮若琳副台长一个人进来了，她面无喜色，只有勉强的笑容。大家向她汇报观众反响，她也心不在焉，最后说出了让所有人都惊呆了的话：“十一集都拍完了？那就拍个结尾，结束了吧。”

大家都怔住了：“什么？停拍？” 阮台长无奈地说：“没有钱了，你们用完了三百万，台里不给钱了。” 我追问：“台里从没说过只给三百万呀？”

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辩：“观众这么喜欢，拍一半太可惜了…… 不光观众不答应，我们也不愿意呀…… 这是名著，怎么能半途而废？” 我不信这是阮台长的本意，追问：“老阮，你也同意停下来吗？” 她木然回应：“没办法，这是台里集体决定的。”

我愤然提出：“要是我们自己想办法找钱，可以继续拍吗？” 她苦笑着问：“你上哪儿找钱？” 许多人齐声附和：“我们自己找钱，一定要拍下去！” 阮台长看着大家坚定的样子，有些惊异：“你们心志这么坚决？这么团结？”

我下定决心：“老阮，只要能让我们拍完，版权归不归我们都行。” 阮台长被感动了，说：“好吧，我向台里反映你们的意见，你们先干吧，要是找不到钱，就真的没办法了。”

这场本该喜庆的见面会，就这样冷冷清清地结束了。我满心困惑：《西游记》创下收视纪录，深受观众喜爱，我们为何像犯了错一样被冷落？“没钱” 真的能成为腰斩名著的理由吗？当初根本没有明确预算，为何《红楼梦》剧组就没有预算限制？我隐隐觉得，或许是因为我得罪了王台长，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拿名著开刀！

找钱的路远比想象中艰难。那时社会还未商业化，电视剧赚钱的概念尚未兴起，我们谈了不少单位，却都没有成功 —— 有的怕资金收不回，有的怕和中央台产生纠纷，各种理由都有。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们答应借三百万，却提出苛刻条件：不仅要付利息，还要由他们负责海外考察销售，所有花销都从三百万里出。我只能谢绝，这钱根本不够拍戏，反而会被消耗殆尽。

一次次努力落空，我却没有绝望，我不信这部观众热爱的作品会被扼杀。就在这时，一个喜讯传来：制片副主任李鸿昌找到了资金！他和铁道部十一工程局的领导谈妥，对方以优厚条件借给剧组三百万 —— 这真是雪中送炭！我高兴得热泪盈眶，《西游记》终于起死回生了！

签约那天，阮若琳副台长代表电视剧中心签字，现场喜气洋洋。十一工程局的裴工程师热情直爽，在饭桌上真诚表示，借钱是出于对《西游记》的热爱，祝愿作品完整播出后影响更大。在场的电视剧中心办公室黄主任深受感染，激动地说：“杨洁，我给你三万美元，你去印个宣传画册，扩大影响！”

我早就想做一本画册，剧组积累了许多精彩照片，肯定受观众欢迎。女儿咪咪当时在香港，她的朋友卢老板是印刷厂老板，之前来京时曾表示可以帮忙印制。只是剧组一直没钱，如今有了这笔承诺，终于可以实现了。

可第二天我去黄主任办公室要钱时，他却不认账了：“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三万美元了？” 我急了：“昨天晚上当着那么多人，还有老阮在场，你亲口答应的！” 他反问：“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提醒他：“你说要印画册宣传，扩大影响啊！” 他却不以为然：“扩大影响干什么？中国的电视剧反正也卖不出去。”

我生气地反驳：“你怎么知道卖不出去？我用一千三百块拍的《香罗帕》，就以三万美元卖给夏威夷台了！” 他不屑地说：“那是戏曲，外国人喜欢！你见过哪个电视剧卖得出去？” 我冷笑：“那可不一定，别拿其他剧和《西游记》比。” 他追问：“你说《西游记》能卖给谁？” 我坚定地说：“现在不敢说，但将来它说不定能养活中心。”

最后黄主任只答应给一万美元，我不肯让步：“印数越少成本越高，你答应的是三万！” 两人的争吵惊动了里屋的阮台长，她把我叫进去询问情况。一见到她，我一肚子委屈全涌了出来，含泪倾诉：“老阮，喝了酒的话可以不算数吗？为什么我们的戏受观众欢迎，领导却要掐死我们？为什么《红楼梦》剧组和我们待遇不一样？他们花钱为什么没有限制……”

阮台长有些吃惊，她从没见过我这么激动，安慰道：“没想到你有这么多委屈，也没想到你们剧组这么团结。我支持你，钱已经找到了，好好干下去吧……” 最终，黄主任答应给一万五千美元，我也懒得再争，有多少就办多少事。

香港的卢老板给了我们不少优惠，免费将画册的介绍文字翻译成英文，很快就按成本价印好了。1987 年 3 月，画册寄到剧组，质量非常好，卢老板还把剩余的一千八百港元一并寄了回来，我把这笔钱还给了中心。

这本画册派上了大用场：除了交给台里和中心一部分，我们去拍摄点时都会带上一两箱，主要作为联络关系的礼物，有时也会在拍摄点旁卖给观众，每次都被一抢而空。我本想用画册分散观众注意力，避免他们堵塞拍摄点，可观众买了画册还不满足，还追着演员签字。我觉得这是观众对《西游记》的热爱，即便耽误点拍摄时间也值得，每一本画册都搭建起了我们与观众之间的友谊桥梁。

遗憾的是，铁道部十一工程局的三百万，最终也没能支撑《西游记》全部拍完。当时物价上涨，东西都变贵了，部分景点也开始收费，所有成本都在增加，只有大家的片酬没涨 —— 最高每集九十元，最低三十元，拍摄资金依然捉襟见肘。

我惊恐地发现：以前三百万能拍三年、十五集，现在三百万只够拍两年、十集。我实在没有精力再去四处找钱，只能忍痛割爱，决定砍掉五集，凑成二十五集完成拍摄。经过反复考虑，被放弃的剧集是《险渡通天河》《真假美猴王》《收伏青牛怪》《救难小儿城》《受阻狮驼岭》。

砍掉这些集数，我心里十分惋惜，暗下决心：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把它们补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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