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商人到底靠什么翻身？是脑子，还是胆子，还是背后的官场关系网？电视剧《大生意人》把故事拍成了爽文，但掰开细看，古平原的发家史，远不止“商战爽剧”这么简单。
清末商人到底靠什么翻身？是脑子，还是胆子，还是背后的官场关系网？电视剧《大生意人》把故事拍成了爽文，但掰开细看，古平原的发家史，远不止“商战爽剧”这么简单。
镜头里的古平原是虚构人物，现实里的影子却很清晰——徽州茶商胡允源。一个在盐、票号、茶叶三条线上同时下手的“超级玩家”，在官场、商场交织的泥潭里，摸着石头过河，还真没被淹死，反而成了清末商界的活样本。
开局不顺。古平原一出场就栽了个大跟头：年轻茶商，正准备大干一场，突然卷进商业对手和政敌联手设计的陷阱，被扣上罪名，发配奉天。命运直接按下重置键。
流放戏码在清末商人身上并不罕见，特别是徽州商帮。茶商、盐商，手里握的是钱，头上压的是官。地方官一句话，就可能从“富甲一方”变成“阶下囚”。商业竞争本身还只是明面上的较量，一旦牵扯到官场，局势立刻变味，利益分配、贪腐勾连、政策倾斜，全都搅在一起。
奉天的沉寂期，反而成了古平原的蓄力期，这一点跟很多真实商人故事很像。被打压，被流放，被查封家产，看着是末路，其实给了人一个重新观察权力结构和市场缝隙的机会——前提是脑子够冷静，心够硬。
真正让古平原翻盘的，不是某一次“绝地反杀”，而是他开的三条路：私盐、票号、茶业。任何一条单拎出来，都足够危险，也足够赚钱。
先看私盐。清朝对盐业垄断严得出油，盐课是财政命根子。合法盐商得听官府的，买路、纳税、受限价，利润被层层抽走。私盐是什么？是打破垄断、钻制度空子、换取暴利的灰色渠道。走得好，赚得快；走错一步，家破人亡。
古平原不是第一个做私盐生意的，也不会是胆子最大的，但他抓住了一个关键：稳定。不是疯抢，不是暴涨暴跌，而是尽量克制价格波动，控制供货节奏，避免把矛头彻底引到自己头上。做的是非法生意，走的是半合法逻辑——在缝隙里生存，就得先学会让利益链上各方都能闭嘴。
换个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早期的“风险管理”。在法治不健全、行政权力压倒一切的年代，所谓商业决策，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预测官府什么时候睁眼、什么时候装瞎。
票号这一块，又是另一个战场。票号是清末的民间“银行”，做汇兑、做存取、做信用背书。山西票号名声响，徽商也不甘心只在货物上赚辛苦钱，资本的味道越来越重。古平原抓住票号，不只是为了多一个赚钱工具，更是为了掌握资金流向和信息流向——谁在调钱，往哪调，量有多大，一看账面就明白。
有了票号做支撑，古平原的商业网络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生意点，而是一整张能调度资源的网。南北货物往来，银两不用人背着走，一张票就解决；远处商机出现，不必等亲眼看见，汇票和账目已先一步透露风向。资金和消息走在前面，风险和机会就都提前了半步。
茶业则是古平原的“本命赛道”。徽州茶商在清朝后期的重要程度，完全不输今天的某些头部互联网公司。祁门红茶、绿茶、花茶，从内销到外销，都是硬通货。很多地方的田地不值钱，茶叶值钱；水不值钱，煮茶的气氛值钱。
剧情里，古平原在茶叶生意上玩了一个细节：人为制造稀缺。他把供应量控制在一个看上去“略显紧张”的水平，让市场感到不安全感，再配合口碑和品质，直接抬高品牌溢价。今天叫“饥饿营销”，在清末商场，这样的操作已经算是很先进的市场意识。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只盯着“卖出去”这一步，而是着手打造长期关系：与固定茶庄、商号、渠道客商建立绑定，逐步形成“买茶找古平原”这种下意识选择。品牌不靠广告，靠长期稳定供货和信用统一——这在当时更难，因为任何一次官府查封、运价波动、灾荒，都可能打断整条链。
一个人站上风口，靠的绝不止产品。对手才是另一面镜子。剧里的李万堂就是这面镜子。李万堂不完全靠商品，也不完全靠市场，他更靠的是“拿资源”。把官府当成自己生意的护城河，通过政策红利、特许权、批文、人情，从源头上压制竞争者。这种打法，在清末叫“攀权附贵”，放到现在，换个词——“资源型玩家”。
古平原和李万堂的对抗，本质是两套生意逻辑的碰撞：一套是市场导向，用产品、金融工具、网络布局去博弈；另一套是权力导向，用关系、批文、后台去封杀对手。哪一套更高明？不好下定论，但清末的环境决定了，只玩一套，迟早出事。
古平原后来也开始与权力结合，这一点，剧里没有回避。尤其是和曾国藩的合作，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人搭个官府桥”，而是把商业布局和国家财政、地方治理、军费供给绑在一起。曾国藩需要铜钱、粮饷、运输体系，胡允源这样的商人提供物流、金融、物资支持，换来政策便利，这就是典型的政商共生。
问题来了——当生意和权力捆在一起，谁在主导谁？是钱在推着官走，还是官在拿钱当工具？古平原用这种合作模式获得巨大优势，是事实；整个格局里，商人有没有被绑上战车，也是事实。
今天看，这种模式仍然熟悉。很多现代企业一旦成长到一定规模，就势必面对一个选择：只做“纯市场玩家”，还是主动对接公共权力、公共资源，涉入公共政策？大型基建、能源、金融科技，全都绕不开。古平原和曾国藩的合作，其实是政商互动的早期样本。
故事的另一面，是古平原在财富积累后，开始做公益。捐资办学、修路、建桥，这些属于那个时代“有钱人”的传统选项。徽商文化里，一直强调“义利并重”——赚的是钱，修的是祠堂、书院、宗族渠道，名声反过来又能保护家族生意。
剧里刻画的古平原，不满足于当一个只跟银两打交道的角色，他通过社会投入，换来了三个东西：商业信誉、民间口碑、道德上的“自我证明”。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CSR）在逻辑上类似：环保、教育、公共健康项目，短期看是成本，长期看是品牌和制度信任。很多跨国公司会把营收的1%到3%投入公益，数据摆在那里，投资者也会用这种指标评估企业的“长期安全度”。
从胡允源到古平原，从祁门红茶到私盐、票号，再到官商合作、公益回馈，故事推进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不断浮现——商业成功到底算不算“救国”？剧里提到古平原“拯救国家经济”，这个表述很戏剧化，但清末那种局面里，大型商帮确实在托着某一部分经济命脉。
盐运断了，地方财政出问题；票号倒了，军费可能断粮；茶叶、丝绸跌价，外汇收入缩水。晚清几次大的财政危机，都绕不开民间资本的托底。商人一边被视为“逐利之徒”，一边又在关键节点被视作“救命钱来源”，这种矛盾感今天依然存在。
商业与道德的张力，在古平原这个人物身上也非常明显。他走私盐，做灰色业务；他联络权力，享受政策偏好；他又捐钱修路，办学育人，自称“为民着想”。哪一面更真实？很难用一句话判死刑。
换到现在，很多企业家身上同样存在两张脸：一面是裁员、垄断、税务筹划；另一面是慈善晚宴、乡村教育、抗灾捐款。社会评价也在摇摆：他到底是“资本家”，还是“时代的贡献者”？古平原的故事，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前一百多年摆在台面上。
《大生意人》被包装成商战剧，观众图一个爽，可如果在看完之后，脑子里只剩下“主角很聪明”“反派很坏”，那就白看了。更值得琢磨的，是三个维度：
赚到钱靠的是哪一套规则？是制度漏洞，还是产品竞争，还是信息优势？
拿到权力支持，代价是什么？是话语权，是道德压力，还是未来失去退路的风险？
回馈社会，到底是一种真心的责任承担，还是新一轮商业布局的一部分？两者能不能同时成立？
清末的商战远去，现实中的商业战场却一点也不平静。观众盯着古平原的起落，不妨顺手问一问：如果把故事换成当下的互联网巨头、地产大鳄、金融大佬，剧情会不会只是换个时代背景，台词稍微改改，就能照搬？
谁在时代洪流里做“生意人”，谁又能撑起“大”字，恐怕要靠的，不只是会赚钱的能力，更是敢不敢为自己选的路负责。你站在哪一边，更认同哪一套玩法？可以在心里给一个答案。
来源：阳光解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