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东周列国战国篇》比春秋篇更敢拍，权谋与人性有多残酷

摘要：提起《东周列国》系列，多数人先想到春秋篇的厚重经典，却忽略了续作《战国篇》的锋芒——这部同样诞生于90年代的神剧，没有延续春秋的礼乐余温，而是直面“礼崩乐坏”的终极形态：诸侯相残、士人投机、权谋至上，把战国时代的残酷与疯狂，拍得淋漓尽致。

提起《东周列国》系列，多数人先想到春秋篇的厚重经典，却忽略了续作《战国篇》的锋芒——这部同样诞生于90年代的神剧，没有延续春秋的礼乐余温，而是直面“礼崩乐坏”的终极形态：诸侯相残、士人投机、权谋至上，把战国时代的残酷与疯狂，拍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春秋篇》是“历史的风骨”，《战国篇》就是“人性的修罗场”。它不再执着于礼乐制度的还原，而是聚焦战国最核心的关键词：变革、背叛、逆袭、毁灭。

全剧以《史记》《战国策》为蓝本，串联起商鞅变法、苏秦张仪纵横捭阖、荆轲刺秦等关键事件，没有粉饰权谋的黑暗，没有美化战争的残酷，更没有把历史人物塑造成“伟光正”的符号，而是让观众看到：在大争之世，道义是筹码，忠诚是交易，人性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

《战国篇》最颠覆的地方，是对历史人物的“去滤镜”塑造。它让我们明白，战国的强者从不是完美圣人，而是一群“狠得下心、下得去手”的博弈者。

商鞅变法的桥段，堪称全剧的“封神之笔”。剧中没有把商鞅塑造成单纯的“改革先驱”，而是还原了他的“冷酷与决绝”：为了推行新法，他不惜严惩反对者，哪怕是太子的老师也要处以黥刑；为了立信，他在咸阳南门立木为信，用五十金撬动民众对新法的信任；但同时，他也展现了改革者的孤独与偏执——明知变法会触动贵族利益，却依旧“作法自毙”，最终被车裂而死。

剧中商鞅与秦孝公的君臣相知，没有煽情的台词，却通过一次次深夜议事、一次次顶住压力的坚持，让观众看懂：战国的变革，从来都是用鲜血铺就的道路。

还有苏秦“锥刺股”的逆袭，剧中没有只渲染他的励志，更揭露了他的投机本质。起初他游说秦王失败，穷困潦倒回家遭家人白眼；转而游说六国合纵抗秦，佩六国相印荣归故里时，家人跪地相迎。

面对家人的前后反差，苏秦直言：“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这句话赤裸到扎心，却精准戳中了战国士人的生存逻辑：忠诚无关道义，只关乎利益；才华无关理想，只关乎平台。

战国之所以被称为“大争之世”，核心在于“无规则可言”。《战国篇》没有回避这种混乱，反而用一场场精彩的权谋博弈，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张仪“欺楚”的情节，把纵横家的“诡诈”演绎到了极致。剧中张仪为了瓦解齐楚联盟，向楚怀王许诺“割六百里商於之地”，让楚国与齐国断交。楚怀王利欲熏心，不顾屈原等大臣的反对，执意与齐国决裂。可当楚国派使者去秦国索要土地时，张仪却翻脸不认账，声称“只许六里”。楚怀王怒而攻秦，却因失去齐国援助屡战屡败，最终客死秦国。

这段剧情没有刻意丑化张仪，也没有美化楚怀王，而是通过双方的利益算计，让观众看懂：战国的外交，从来都是“尔虞我诈”，所谓的“盟约”不过是随时可以撕毁的废纸。

还有“荆轲刺秦”的桥段，《战国篇》没有把它拍成“英雄赴死”的悲壮史诗，而是拍出了其中的“无奈与荒诞”。荆轲之所以答应太子丹，并非完全出于道义，更多是被“知遇之恩”绑架；而太子丹为了让荆轲死心塌地，不仅赠送黄金美女，甚至杀了自己的千里马，只为让荆轲喝马肝。

刺秦失败的那一刻，荆轲笑骂“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没有悲怆，只有对命运的嘲弄——这才是战国的真实：英雄或许有热血，但更多时候，英雄只是权力博弈的棋子。

如果说《春秋篇》还有礼乐制度的“遮羞布”，《战国篇》则彻底撕碎了它，把战国的残酷底色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剧中对战争的描写，没有宏大的特效场面，却有着直击人心的粗粝感：士兵的哀嚎、百姓的流离失所、城池被攻破后的烧杀抢掠，没有任何美化，只有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商鞅变法中“连坐法”的推行，邻里之间互相揭发，父子兄弟反目成仇；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的桥段，虽然没有直接展现屠杀场景，但通过幸存者的哭诉、赵国百姓的悲痛，让观众感受到了战争的可怕。

更难得的是，它敢于触碰历史的“敏感点”。比如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政治投机，剧中没有回避他与赵姬的私情，也没有弱化他“扶持嬴政、窃取秦国大权”的野心；嬴政亲政后铲除吕不韦、嫪毐集团的残酷清洗，也被真实还原——没有把嬴政塑造成天生的“千古一帝”，而是展现了他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一面。这种“不回避黑暗、不粉饰太平”的勇气，在当年的影视环境中堪称罕见。

相较于《春秋篇》的口碑爆棚，《战国篇》的知名度稍显逊色，究其原因，或许是它太“真实”了——没有春秋时期的贵族风骨，没有可歌可泣的道义故事，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博弈和人性黑暗，让观众少了一份情怀寄托，多了一份现实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