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巧不成书”四个字用在《风筝》上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也算“不是冤家不聚头”：当年在延安和重庆暗战多年的陈国华、江万朝、袁农、韩冰与“老对手”、军统六哥、鬼子六郑耀先居然又在一个屋檐下成了“新同事”。

“无巧不成书”四个字用在《风筝》上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也算“不是冤家不聚头”：当年在延安和重庆暗战多年的陈国华、江万朝、袁农、韩冰与“老对手”、军统六哥、鬼子六郑耀先居然又在一个屋檐下成了“新同事”。

说郑耀先与这四位“老公安”是“新同事”并没有错：全国各地解放后，旧警察有相当一部分成了新的公安人员，这批人有个特殊称号叫“留用警”，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其中表现良好的就跟解放军干部战士“转行”入公安的同等待遇了。

我们看《光宋时代》里的多门“多大爷”、《金水桥边》里的钱水根、《警察遇到兵（也叫一个好汉两个帮）》中的罗三拐，其实都是“留用警”。

郑耀先化名周志乾，在解放后的山城公安局当档案管理员，那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如果他真是潜伏特务，那么窃取机密，比科长韩冰还方便。

按常理推断，在延安工作时职务就不低的陈国华、江万朝、韩冰，在山城负责地下工作的袁农同时进入山城公安局的概率是极低的，而他们认不出改名换姓的郑耀先，同样令人难以理解——这四位可以叫老公安，也有的可以叫老情工，都是有相当丰富的谍战经验的，要说他们都不能一眼就认出周志乾就是郑耀先，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江万朝显然是认出了郑耀先，虽然电视剧演的不是很明显，但《风筝》小说原著中有一段江万朝（在小说中是另一个名字，为了方便起见，就不换了）被郑耀先逼到墙角后的内心独白：“我一味维护郑耀先，迟早会招致怀疑，如果不救呢……不救当然不会有麻烦，又没人命令我非救不可，冒那种险值吗？只是现在……我还能置之不理吗？那边若知道这一切，会不会命令我积极营救？只要我一动，这身份迟早还会暴露……说不定到最后，连‘影子’的存在都不是秘密。”

江万朝是知道影子存在的，而且他的名字也不在提供的那七十三个潜伏特务名单上，不但江万朝不在名单上，就连杀害江心的老常（刘福贵）也不在名单上。

江万朝的潜伏级别比韩冰还高，而且他在延安跟郑耀先并没有像韩冰那样朝夕相处、“针锋相对”多日，但他还是很容易确定了郑耀先的真实身份，那么韩冰肯定也发现了那个瘸了一条腿的周志乾就是鬼子六，但韩冰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潜伏特务“影子”，影子在查风筝的同时还要保护“军统六哥”，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韩冰对周志乾的“侦察”和试探总是适可而止，她既不能让郑耀先发现自己就是影子，因为她也不知道郑耀先除了鬼子六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身份，更害怕他就是风筝。另一方面，她也不能完全揭穿郑耀先的真实身份，如果郑耀先不是风筝而被她揭穿，郑介民和毛人凤都不会放过她。

江万朝和韩冰，不管谁是真影子，或者真影子另有其人，他们都不可能贸然揭穿郑耀先的“军统六哥”身份，而且必须不动声色地对其进行保护。

不管是老特务还是老公安，对“鬼子六”那样的重点目标，都是要将其形象深深刻进脑海深处的——当年还没有硅胶假面具，即使郑耀先已经毁容（原著中郑耀先跟剃刀林桃逃跑时故意扎进篝火烧毁了面容）瘸腿，但体型不会变，两眼间的距离不会变，气质更是藏不住。

影视剧中的“女扮男装”很搞笑：电视机前的观众即使不看其嘴唇、下巴后喉咙，仅看其体型就能辨其雌雄，面对面的江湖中人却偏偏发现不了。

郑耀先当然没有男扮女装，因为他并不是受“韩流倭风”影响的小鲜肉，也没有那种恶趣味，所以江万朝和韩冰发现其真实身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别说是专业特工或战略特工，就是读者诸君，远远望见熟人，虽然看不清脸面，但凭直觉还是能分清是谁。

已经担任公安局长的陈国华，在郑耀先化名金默然进入延安的时候，并没有近距离接触，甚至可能没有接触，所以看见“档案管理员周志乾”而没有发现其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鬼子六”，再正常不过了，但他却是比较早知道郑耀先真实身份的三个人之一。

郑耀先是主动向陈国华和钱大姐坦承了身份，所以陈国华的表现完全不用质疑，真正可疑的是那个“老情工”袁农：袁农在山城领导地下工作，要说他没有对郑耀先进行暗中观察，或者手里没有郑耀先的照片，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郑耀先最大的特点就是嚣张，从来不隐藏自己的行踪，所以不管是军统特务、中统特务还是地下组织、游击队，即使郑耀先“化成了灰”，他们“闻闻味儿”也能分辨出来。

在袁农眼里，曾墨怡就是被郑耀先抓捕并杀害的，按常理推断，袁农梦里出现次数最多的人，应该就是不共戴天之敌郑耀先，所以别说郑耀先只是瘸了腿毁了容，就是他易容成女的，也瞒不过袁农的眼睛和直觉。

周志乾就是郑耀先，江万朝和韩冰是发现了而假装没发现，袁农应该发现而“没发现”，这里面问题可就大了，尤其是他向韩冰讲述自己被捕、脱险的经历，更是漏洞百出：“我一直领导山城的地下党工作，1947年6月凌晨，敌人大搜捕，我也未能免遭此劫。1949年11月27日，特务以办移交为名，将渣滓洞看守所的犯人，全部集中在楼下的八个牢房里，他们关上牢门，用机枪疯狂地扫射，然后又把牢门打开一一补枪，特务们浇上汽油，纵火焚烧。我被中枪牺牲的同志压在下面，侥幸躲过补枪。我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然后，从断墙突围。”

细心的读者肯定发现了袁农这番话中的破绽：其一，特务是挨个补枪，又怎会不翻动烈士遗体并发现下面的袁农？当年的机枪和手枪穿透力都很强，尤其是特务们惯用的驳壳枪，打穿三个人的身体都不成问题，而且越后面的人受伤越重，袁农怎能避开？其二，即使特务比较粗心，掩护袁农的同志较多，把袁农盖得比较严实（那得多少人呀），所以袁农没有中弹，但是特务们又在牢房泼洒了汽油进行焚烧，袁农岂不是一点逃生的机会都没有了？

袁农是怎么逃出来的，那是一个谜，有人说当年渣滓洞确实逃出了一些幸存者，比如《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但我们都知道，在特殊时期，罗广斌也是受到怀疑的。

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杂志1988年第三期刊发了一篇《罗广斌在渣滓洞为何能幸免于难》，该文作者、1975年12月“在安徽合肥获宽释”的林茂回忆：“ 1948年6月，我奉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令，由重庆行辕二处调任陆军第十训练处第二组组长（即情报处长，十训处即十五兵团前身）， 1949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间，我和杨元森（曾任重庆行辕二处任上校参谋，1951年1月29日被执行死刑）、徐远举等跳舞后到徐远举家里打牌，趁饮宴之机，我直接对徐远举说：‘罗广斌事，罗司令官（罗广斌之兄罗广文，时任第十五兵团司令，1949年12月在新都起义）很关切，望早为设法解决。’徐答道：‘请罗司令官放心，我自会相机行事。’”

《纵横》杂志2010年第八期的《红岩档案风波的幕后真相》写的比较详细：“在大屠杀前，罗广斌就已经策反了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杨钦典叫狱役李育之在大门口看着动静，去把电话线剪了，把钥匙交给罗广斌，然后按罗广斌的吩咐准备去提几支枪，结果因平时存放枪弹的保管室锁着且房门十分坚固而没有拿到。杨钦典便提着钥匙串，去打开了大门的锁，然后返身回到楼下二室，对罗广斌说道：‘你们赶快做好准备，我到楼上看动静，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踏三声楼板，你们就跑！’”

罗广斌等人是在特务开枪纵火之前离开白公馆的，而袁农则说自己是在枪林弹雨和烈火焚烧之下毫发无伤逃出，估计韩冰是不会相信的，但韩冰绝不会揭发，躲在门外偷听的江万朝当然也假装没听见，睿智的读者诸君，是不是也从“袁农没认出郑耀先”这件事中，发现了反常之处？

来源：半壶老酒半支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