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场为了讲述烈士故事而奔赴泉州的计划，折射出背后不止是文化项目，更像是一场政治宣言。杨亚洲带着他的团队来到泉州惠安县崇武镇，只为了挖掘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一座非神祇庙宇、纪念烈士、在1949年敌机轰炸发生时英勇牺牲解放军战士的地方。这件事被定性为“电影素材”，
一场为了讲述烈士故事而奔赴泉州的计划，折射出背后不止是文化项目，更像是一场政治宣言。杨亚洲带着他的团队来到泉州惠安县崇武镇，只为了挖掘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一座非神祇庙宇、纪念烈士、在1949年敌机轰炸发生时英勇牺牲解放军战士的地方。这件事被定性为“电影素材”，但它更像是一次对红色文化的重申和宣传。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项目并没有悄然进行，而是在官方的支持中展开，显露出“讲故事的声音”在国家话语体系中的新角色。
这座庙存在的特殊意义从地理位置可以清楚看出——全国唯一一座不供奉神祇的烈士庙，就像是一份硬核的历史账本，拒绝神化，强调事实，强调烈士的壮烈事迹。它不只是祭祀场所，更像是一座鲜活的历史教科书，包藏着1949年那场战火岁月的真实篇章。女孩长大后出资建庙，讲述的故事则带有一种个人情感的极端真诚——用一生纪念一场战斗，用一座庙定义一段历史。杨亚洲的打算，恐怕不只是纪录片或者电视剧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文化声明”——它暗示着，讲好这些故事，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这个信息能引发什么样的联想？国家需要烈士的故事，也需要以烈士之名推动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干预经济。泉州近年来旅游红火，文化资源丰富，但这些资源之外，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规模化和政策导向下的“讲故事”方式的变化。官方把烈士庙变成爱国教育基地，游客突破五万，意味着这座庙已不再是单纯纪念场所，而成了吸引卷入国家史册的引擎。
连续不断的增长数据暗示“讲故事”的新策划。2019年至2023年间，泉州红色旅游照井喷，庙内设立的展览馆日益繁忙，红色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新趋势。这不仅是为了传承，更像是一场全民动员——以烈士精神凝聚民心，用故事塑造外部形象。为此，杨亚洲的剧组在未来两年中，或将投入韩流式、文创化的影视制作，用“讲故事”来巩固国家话语体系中的能量。这代表一个方向：让文化变成硬性的产业、套路和话语。
到2027年，将迎来解放军建军100周年。这种“特殊的纪念”，不仅是一个节日，更被提炼为“意识形态的传递点”。在视觉和传播上，讲述烈士故事，讲述泉州红色精神，不再是单纯的照片、文字或影片，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文化IP”。这样一个策略不能说仅仅是要保存历史，更多是在塑造一种“莫须有”的精神支柱。就像把烈士庙变成红色旅游的“爆款”，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心理层面形成影响力。
但问题在这里——这种注入的“故事”到什么程度才算“过度”？“故事”是否在无形中被商品化、政治化？纪念烈士的初衷绝不是为了制造炒作或利用资源谋取利益。可现实中，政策导向的“红色营销”过度渗透后，反而可能冲淡了历史的真实感，让烈士的故事变成了布景，而不是血肉触动人心的记忆。故事虽然真实，但它也被包装成符号，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加码，变成政治工具。
另一方面，这个项目能实现什么样的“效应”？显然不单是为了弘扬历史，更是为了一场“政治文化大战”。泾渭分明的界限已被模糊——无论是“讲故事”还是“保护历史”，都在被“优秀”的官方话语所包裹。项目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潜藏的目标是要让这些故事成为全民认知、国家认同的“主旋律”。这不止是一个“电影拍摄”，而是对社会心态的某种引导。
其实，“烈士庙”成为示范点最关键的，是它背后隐含的展现欲。展现的对象不仅是烈士，更是文化自信，甚至反映出国家在新时期对“历史记忆”的利用策略。而在这个流程中，杨亚洲扮演的，不只是一名导演，更像是一名“讲故事的传声筒”。他的过去作品，偏向政治题材，从台湾隐蔽斗争到现代的红色故事，他都在用影像强化一种价值导向。这次，要讲泉州的烈士故事，无疑是一次“示范”。
当我们站在这个节点，不能只看到“电影和纪录片”的表面，还要看到背后战略布局——即利用影视，强化国家的历史记忆，把红色文化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工具。未来，项目会走向怎样？很难不怀疑，它会变成一种全民“参与”的游戏，用鲜活的故事包装成“不朽的精神符号”。这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战略——无论它多么“暖心”，都带有得意忘形的“宣传”嫌疑。
这场“讲红色故事”的闹剧，究竟是为了让后人记住“烈士英名”，还是在构建一种精神封印？此中潜藏的问题，值得每个关心历史、文化、政治的人去深思。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习惯于用“故事”塑造“国家认同”，渐渐忘记了烈士的牺牲本身？要不要想一想，这些故事会不会变成一张空洞的空头支票，而烈士的血迹却渐渐被冲洗？当故事成为商品，烈士的精神能否抵抗商品的侵蚀？这才是我们该质问自己的人生问题。
在这个环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课题：当“讲故事”变为一种战略工具，真实和虚假的界限变得模糊，历史的真实性遭到质疑。杨亚洲带着他的团队去“挖掘”故事，也许希望借此一炮而红，但更像是在用一座庙、一段故事，把一种“必要的记忆”变成了“大势所趋”。谁能保证故事的真实性没有被过滤、包装甚至美化？“故事”越讲越丰富，烈士的血迹会不会被淡忘？我们这些旁观者，是否要思考，当这些故事变成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时，是否还能触及真正的“人心”？
这样的故事，无疑像是一根弦，越拉越紧。从红色旅游到文化宣传，再到国际形象，这一系列动作背后隐藏的，是国家对“记忆”控制权的争夺。我们不能只关注表面的效果，要深刻反思：当“故事”变成了“工具”，真实能否留存？烈士的魂魄还能否得到真正的尊重？还是说，所有的“故事”都铺垫成为国家的“宣讲剧本”？
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指向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并不是所有故事都适合变成“宣传”，而是不是我们成为了被“宣传”的一部分，坚持自己的记忆权才是唯一正确的底线。这让人不由得想到：我们真的清楚自己在讲述的过程中，把哪些“烈士精神”变成了口号，哪些又被淡忘在背影中。
回过头来看，国家通过影视、旅游等多渠道渗透红色文化，既是为了记忆，也是为了操控。这种操控很难说没有风险——它可能让故事变得“貌似真实”，其实早已失去原始的血肉。我们需要反问自己：这样的“讲故事”，是不是还在用“记忆”做挡箭牌，掩盖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说，只有当烈士真心被铭记，故事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个问题，留给每位读者沉思。
未来可以预期，炮火再多，也再难掩盖这个“讲故事”背后隐藏的政治意图。有多少故事，厮杀成了一场声音的角逐？我们要不要开始怀疑，所谓的“红色传承”，是否在不断被商业化、政治化中失去原本的纯粹？也许，故事终究只是故事，但当它变成国家的工具，该由谁来负责？自己又该怎么看待这些故事的真实性？这才是真正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来源：开朗百灵鸟Nmq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