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当众人将悲痛转化为对阿菊的指责，将其钉在“背叛亲情”“不顾大义”的道德柱上时，我们或许该停下评判的脚步——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台湾，阿菊的选择从不是简单的善恶抉择，而是绝境中人性自保本能的真实流露。

朱枫烈士的英勇牺牲是挥之不去的痛，让每一位观众扼腕叹息。她以生命践行信仰的决绝，值得永远铭记与缅怀。

可当众人将悲痛转化为对阿菊的指责，将其钉在“背叛亲情”“不顾大义”的道德柱上时，我们或许该停下评判的脚步——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台湾，阿菊的选择从不是简单的善恶抉择，而是绝境中人性自保本能的真实流露。

没有人会否认，阿菊的一句话，或许就断送了朱枫逃生的可能。若她咬紧牙关隐瞒朱枫在舟山医院的亲戚信息，谷正文大概率不会带人直接去医院，搜捕会花费更多时间。朱枫便有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差脱离险境。

阿菊的告密似乎成为了朱枫被捕的关键推力，这也是她被批判的核心原因。但脱离时代背景与人性处境的批判，本就是最廉价的道德绑架。

彼时的台湾，军统的严苛与残酷无处不在，一张模糊的关联清单、一次无心的接待，都可能招来灭门之祸。阿菊的女邻居只因接待了来自大陆的亲戚，便因亲戚的共产党身份被枪决，这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

而阿菊与丈夫王昌诚本就是军统外围人员，更清楚“包庇”的后果。谷正文已经顺着蔡孝乾本子上的电话号码追查到了家里。她和丈夫与襁褓中的孩子，随时都会沦为枪下亡魂。生存的恐惧如影随形，早已压得她喘不过气。

更让阿菊寒心的是，她眼中探望自己与孩子的继母，竟早已将她的家变成了情报中转站。朱枫用她家的电话联络地下党、传递情报，从未顾及这份信任会将阿菊一家推向万丈深渊。

当真挚的亲情被附上目的，当自己与家人的安危被轻易搁置，阿菊心中的温情便在失望与愤怒中逐渐瓦解。她并非不知道坦白的后果，可在“保护继母”与“保住全家性命”的天平上，人性的自保本能终究占据了上风。

阿菊从未想过妈妈是共产党，她自己一心想过安稳生活，也从来不信妈妈会做那么危险的事。所以才脱口而出外面挂着的旗袍是我妈妈的，她去花莲买玉了，很快就回来，她是从香港来的。她说得多，只是想证明，妈妈没有问题。

直到三十晚上，妈妈还没回来。丈夫王昌诚代替古正文回家问话，她一直拒绝说说任何信息。我们相信她和妈妈的感情是真挚的，一个孩子从小把养母当妈妈，长大了怎么可能没有感情。前几天分别时，她回忆过去，妈妈耐心教育她和姐姐，她小时候的可爱调皮也被妈妈记在心里。

但丈夫以退为进的劝说，更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唯一的办法是我去给妈妈顶罪，保住你、妈妈和孩子”，这句看似深情的话，实则戳中了阿菊的软肋——她清楚，丈夫的“顶罪”非但救不了任何人，反而会让证据链更完整，最终导致全家覆灭。在亲情的羁绊与生存的本能之间，阿菊的挣扎是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有的人性困境。

如果阿菊坚持不说，也许妈妈真的有更多时间就活下来了。也许特务无从考证她是不是知道妈妈有舟山亲戚，也就放过她们家了。也许特务抓不到妈妈，恼羞成怒给她和丈夫定罪枪毙了。若丈夫去认罪，那无论妈妈是否能逃走，她的家总是没了。

我们痛惜朱枫的牺牲，敬佩她的信仰与勇气，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大义”之名否定阿菊的无奈。人性从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在极端环境下，自保从来不是原罪。阿菊不是英雄，也不是恶人，她只是那个动荡时代里，被命运推着走的普通人。

朱枫烈士的伟大值得歌颂，但阿菊的无奈也该被理解成无奈——因为在人性的光谱里，生存的本能与道德的坚守同样真实，而时代的悲剧，从来不该由一个普通人独自承担。

朱枫最后在监牢里，否认阿菊是自己的女儿。她哭着说，她不是我的女儿，不是我亲生的。她是真心爱阿菊的，从小养大的女儿，她是害怕牵连她啊。

朱枫借着探亲的身份去台湾，住在女儿家，用家里电话联络接头，她也想过这样不好。但她没有身份租房子，也没有其它方式联系同志，也就只能这样了。她也是一样无奈，一边内疚、担忧着，一边把风险带给女儿。

阿菊的选择不该被钉上道德柱。看到有人义正言辞的谴责阿菊是白眼狼，为小家而舍国家，我们除了为朱枫烈士悲痛，难道不会对阿菊有一丝怜悯吗，她也失去了爱她的妈妈啊！并且是她推了一把，她的一生都会陷入自责。

当我们站在和平年代的道德高地指责阿菊时，不妨换位思考：若身处那个朝不保夕的环境，面对家人与亲人的生命抉择，我们真能做到义无反顾地选择大义吗？答案或许未必。

来源：伊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