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档案室灯管滋啦一声，像被谁掐住脖子。2021年冬天，台湾档案局把最后一页审讯笔录摊开，纸边脆得能掐出渣——17份假口供，17个压根没开口的“叛徒”，整整齐齐码在“吴石案”卷宗里。

“谷正文又‘造’了一个人。

”

档案室灯管滋啦一声，像被谁掐住脖子。2021年冬天，台湾档案局把最后一页审讯笔录摊开，纸边脆得能掐出渣——17份假口供，17个压根没开口的“叛徒”，整整齐齐码在“吴石案”卷宗里。

最扎眼的是聂曦那一页：谷正文替他“招”了半夜两点送情报，可聂曦自己留在遗书里的原话是“那晚我在鼓楼医院陪疟疾的同乡，一步没离开”。

时间、地点、人物，全对不上，像两列火车硬生生撞进同一段轨道，轰然出轨，却没人听见声响。

段太太的“那晚”也被翻出来二次曝光。2022年，华东师大的研究生在陈泽民日记里翻到一行潦草小字：“内子肺病，港岛养疴，南京传言皆妄。

”墨迹晕开，像主人当年咳在手帕上的血。

日记旁边，王碧奎的口供栏一片空白，干净得刺眼。

historians 把这两份材料并排贴在展板上，忽然看懂了她当年为什么死活不吭声——不是懦弱，是算准了“不说话”才是唯一不会被人拿去添油加醋的证词。19位情报家属同款沉默，被后来的女性史学者起了个学术名：“防御性沉默”，说穿了，就是集体咬紧牙关，把谎言挡在牙齿外。

更尴尬的是余骁男。1996年，他在多伦多郊区的小公寓里写下回忆录，白纸黑字：“我加了点料，只为让自己活下来。

”一句话，把吴石案的刑期直接推上断头台。

书稿如今锁在东亚图书馆的恒温库，塑料膜里还夹着当年没用完的加拿大枫叶签证，红得刺目。

学者隔着玻璃柜读那段忏悔，读出的不是狗血，而是制度自带的“告密奖励函数”——同期37%的叛徒靠出卖换到晋升，像流水线打螺丝，咔哒一声，一个位置就腾出来。

最微妙的细节藏在1938年的无线电培训班名单里。

吴石、聂曦，两个名字一上一下，紧挨着。

那时他们学的是摩尔斯电码，也学“静默”——电台被端的时候，谁先开口谁就先死。

这套默契后来长成一对隐形耳机：审讯室里，谷正文拍桌子吼“招不招”，两人同时闭嘴，像提前对过表。

档案里留不下耳机，只留下一页空白口供，空白到能听见当年的电流沙沙声。

至于段太太们，2022年台北政治受难者协会给她们做了张“闲话杀伤力”统计表：八条冤案，起点都是一句“听说”。

她们像那个年代的社交算法，把道听途说筛成“可信情报”，顺手递交给真正的枪口。

枪响之后，她们继续回家煮饭、打牌、带孩子，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历史没给她们判刑，只把数字留在脚注里，冷冰冰地提醒：谣言只要穿上制服，就能杀人。

灯管又滋啦一声，档案局要关门。

研究员把17份假口供重新塞进牛皮袋，动作轻得像给死者扣好纽扣。

袋子封口那一刻，忽然明白：所谓“故事审讯法”最毒的地方，不是造假，而是让后来的人再也分不清真假。

吴石、聂曦、王碧奎、段太太、余骁男……所有人被钉在同一张时间网上，有人选择开口，有人选择闭嘴，有人把良心推迟到加拿大才上线，却再也回不到那个需要他们说实话的夜晚。

档案车推过走廊，轮子发出骨碌碌的声响，像一列晚点的火车，终于驶进站台。

只是月台上早已空无一人，连回声都提前散场。

来源：龙吟R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