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政府是最低一层执行政策的官僚体系，是直接和老百姓接触的官员，也应该是最容易看到老百姓真实生活，深知老百姓疾苦的一级政府。

原创不易 抄袭必究

文：谢汶青

地方政府是最低一层执行政策的官僚体系，是直接和老百姓接触的官员，也应该是最容易看到老百姓真实生活，深知老百姓疾苦的一级政府。

今天我们来看看一级政府人员是如何执行“改稻为桑“政策，又是如何对待老百姓的。

杭州知府马宁远为杭州地方政府的一名官员。马宁远此人是乡下出身，被胡宗宪看中，提拔为杭州知府。

马宁远面对彻底对立和绝望反抗的老百姓，先是下令把护苗的百姓都抓了起来，带头护苗的那个是本地桑农—齐大柱。

马宁远开始审问：干什么营生？

齐大柱：本地桑农。

马宁远：桑农为什么要来带着稻农闹事？

齐大柱：心中不平。

马宁远：好好，是条汉子，你在王直那儿当什么头目？

齐大柱：什么王直？我不认识王直，我不认识他。

马宁远：到时候你就会说认识了。改稻为桑乃是国策，上利国家，下利你们，我就不明白了，这天大的好事，为什么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还聚众对抗，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是有倭寇在煽动......

看完这段话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刘和平 是条汉子，太敢写了，大概也正是这种对真实的还原让这部剧成为了多年来无人能超越的经典。

感慨完了，我们开始深度分析。

代表地方政府官员的马宁远，用的是什么方式方法，目的是什么？这种方式方法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站在他们的角度这样的方式是无奈，还是内心认可呢？他们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这样做的？为何不考虑老百姓的生存呢？他们这样做，算好人，还是坏人呢？

在封建官僚庞大的体系中，有很多人，尤其是底层政府的官员们，大多都如同齿轮般机械运转，执行着各种或合理或荒谬的指令，马宁远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员。

他的行事方式，特别形象地展现出了官僚体系中“暴力执行”模式的种种特征。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只是官僚体系下的“工具人，而且还是最底层的那种。

民间合理的反抗行为，比如百姓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护苗”行动，在官僚体系的操作下，能被轻易定性为“通倭”，也就是勾结倭寇。

经济问题被政治化，民事问题被刑事化，仿佛给反抗行为贴上了一张无法撕下的“罪恶标签”。这种做法的目的，就是要瞬间瓦解反抗行为的正当性，为后续的暴力镇压披上一层法律或伪法律的外衣。

这是一种极为快速且有效的“去道德化”手段，让反抗者在舆论和道义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一顶“帽子”的杀伤力有多大？可以把你打入大狱，也可以让把你定在耻辱柱上处死。

2.武力威慑与暴力抓捕。

当面对手无寸铁的农民时，官僚体系可以合法的调动军队，像戚家军这样的军事力量被用来对付普通百姓。

面对敌人要说的“跪下！”“抓起来！”的命令，却用在了老百姓的身上，试图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这种绝对的武力差距，可以粉碎掉任何形式的物理抵抗，制造出一种令人胆寒的恐惧氛围，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让其他潜在的反抗者不敢轻举妄动。

3.真相被话语权垄断在“囚笼”里。

在事件处理的整个过程中，马宁远一直在自说自话，根本不给反抗者如齐大柱辩解的机会。一句“到时候你就会说认识了”，便轻易地垄断了对事件的解释权。

他们试图杜绝任何不同的声音，将官方叙事塑造成为唯一不容置疑的真理，防止真相传播引发更大的舆论反弹。

因为在他们看来，真相一旦被揭露，他们的“合法”镇压行为就可能受到质疑。

4.站在道德高地进行“审判”。

官僚体系常常将政策包装成“天大的好事”，比如强调“改稻为桑乃是国策，上利国家，下利你们”。通过这种宏大叙事，将自己站在道德和国家利益的制高点上，指责百姓“不识好歹”。

这样一来，他们粗暴的行为就有了看似合理的依据，仿佛百姓的反抗是对国家和道德的背叛。

1.执行者眼中的“好处”

从执行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暴力执行”模式有着极高的效率。它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镇压反抗，强行推开政策，快速出“政绩”。

尤其对于那些急于向上级交差、追求短期成果的官员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看似成本很低，无需复杂的沟通、补偿和安抚工作，省时省力，只需按照一套“镇压 - 抓人 - 定罪”的流程，就可以应对所有的反抗情况。

在操作性上，也极为简单，不需要动脑思考，只需机械地执行命令即可。

2.整体和长远来看的“坏处”

然而，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的弊端却极其严重。表面上的顺从往往意味着深层怨恨的积累，就像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为日后民变埋下了火药桶。

浙江后来的乱局，便是这种短视行为结出的恶果。同时，这种暴力执行方式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百姓不再相信朝廷，统治的根基被动摇。

而且，它彻底放弃了争取民心、优化政策的机会，将管理者变成了简单的镇压工具，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矛盾。

马宁远们的行为，并非简单的个人善恶问题，而是一种“系统性之恶”。他们看似是作恶者，实则有着许多无奈。

马宁远出身乡下，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百姓的苦衷和不愿改稻为桑的真实原因，那就是担心饿死。他那句“我就不明白……”看似是气话，实则是自欺欺人，是为了强行说服自己继续执行命令。

他身处官僚体系底层，面临着来自上层如郑泌昌、何茂才，乃至京中严世蕃的巨大压力。完不成任务，他的乌纱帽甚至性命都可能不保。对他而言，“完成任务”成了首要目标，远远高于“考虑百姓生存”。

他之所以不考虑百姓生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考核指标扭曲，他的考核重点是“桑田改了多少亩”，而不是“百姓是否安居乐业”。

在这样扭曲的考核体系下，他只能按照指标行事，成为体系的“提线木偶”。

另一方面，责任链条脱节，他认为自己只负责“执行”，百姓的生存问题是朝廷整体该考虑的，或者是他完成执行任务后才会考虑的“次要问题”。

此外，在专制体系中，使用暴力是最熟悉、最直接、最“有效”的历史路径依赖。沟通、协商、妥协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太高，让他不敢轻易尝试。

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马宁远，显然过于简单粗暴，低估了这个角色的悲剧性和作品的深度。

他不是单纯的坏人。他并非以作恶为乐，从他对齐大柱说“是条汉子”可以看出，他内心尚有欣赏和善良的一面。他甚至可能觉得自己是在“舍小保大”，为了国策牺牲局部利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但他更不是好人。他明知某些行为是错误的，却为了自身的职位和对上司的“忠诚”，选择了执行，成为了罪恶系统的一环，亲手将无辜百姓推向了绝境。

他是一个“可悲的官僚工具人”。他的悲剧在于，他用自己的“勤奋”和“执行力”，高效地完成了一件罪恶的事。

他代表了体制内无数迷失方向的执行者，他们放弃了独立思考，将上级的指令等同于真理，用程序正义（甚至是非正义）取代了人内心中真正追求和向往的正义。

他们是系统性的“恶”，得以实现最关键、也最可悲的载体。

体制内所有的基层工作人员，对我对马宁远的分析应该不陌生吧！

《世说新语》里有句名言，叫“花开生两面，人生佛魔间”。意思是说，人性具有两面性，善恶并存，如同花朵的两面，一念之间，可以成佛，也可以成魔。

从人性来看，每个人都一半是魔，一半是佛。

当我们把马宁远放在老百姓对立的一面来看，他牵扯到老百姓的利益，事关老百姓的温饱，甚至危及到老百姓的生死时，他是以恶示人的，是个坏人；

可是，站在他的角度，站在更高权力的角度，他在完成职场中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他也有考核的标准，他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没有错。

所以，看完整个剧情，对于剧中很多人，我的评价是分裂的，无法给出一个精准的评论，大多时候是一种模糊的定位；

来源：谢汶青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