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力的斗争和博弈，都是从高到低，一层一层传导的。财政议会是最高层的博弈，这也是我为何非常非常详细进行解读的一个原因（

原创不易 抄袭必究

文：谢汶青

权力的斗争和博弈，都是从高到低，一层一层传导的。财政议会是最高层的博弈，这也是我为何非常非常详细进行解读的一个原因（

《大明王朝1566》为何说严党清流都只是嘉靖棋盘上的过河卒？

《大明王朝1566》对话分析：如何优雅怼人，同时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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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嘉靖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帝王平衡术

《大明王朝1566》国库亏空的解决方案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呢？），因为，接下来的所有剧情，基本都是这种博弈的延续。

第一集中，我已经分解出了，整个大明王朝的最高层大局，就是嘉靖利益集团、严党利益集团和清流利益集团 。

真正高手的竞争都在高层面上，而他们往往会坚决避免低层次的竞争（要想体会到我说的这句话，需要职场经验，我也是在多年的职场经验中体会并总结出来的）。

有了一个大局，大局中就还会有各种小局，就像一本书，有了目录，一个目录下面还会有小目录一样。

请大家记住，不管有多少个小局，都是统筹在这个最核心的大局中的，

不管是政策的执行，还是大局中的矛盾，都是会一级一级传导到下一层，下下一层的局中的。

第一集中财政议会最后辩论的结果，是用“改稻为桑”来弥补财政去年捅的大窟窿。

到了第二集中，“改稻为桑”政策的实施就开始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分解，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中，都会出现什么？

执行一定会是地方政府去具体执行的，那又是如何执行的呢？这就牵扯出一个方式方法，还有如何面对高层任务的时间限制，和老百姓的生存利益之间的一个平衡问题了。

从剧情中，可以看出，是极度担忧与彻底的不信任。

1，张居正预见到政策会变质。

他们完全不相信严党会好好执行政策。清流从一开始就认定，所谓“改稻为桑”最终必然会沦为严党及其背后势力兼并土地、掠夺民财的工具。

百姓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会因此遭殃。

2，洞察到严党的真正图谋。

由张居正提出预见和担忧，他们一起清晰地分析了严党的获利模式：桑田利润远高于农田，而严党控制从生产到织造的所有环节后，巨额利润将全部流入他们的口袋，与国库和百姓无关。

他们认为这是严嵩一早就设下的阴谋。（在这里我认为他们的这一推论，完全是基于严党一派一贯的贪腐基因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严嵩一早设下的阴谋。因为“改稻为桑”政策是张居正在议会上先提出，而后严嵩补充的）

3，对皇帝抱有幻想但无奈。

对话开头徐阶提到“皇上还是圣明的”，像是一种无奈的安慰，他们也深知嘉靖皇帝已批准圣旨，无法从正面推翻，只能想办法在执行层面进行阻击。

争取关键人物胡宗宪，从内部进行瓦解

面对朝廷和浙江都是严党成员的困境，清流的对策非常精准和务实。

1，核心策略是争取胡宗宪。

他们一致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时任浙直总督的胡宗宪。

为什么呢？

胡宗宪是严嵩提拔的人没有错，但是，胡宗宪的为人，经过客观评价，一致认为他“在大事上有见解”、“顾全大局”，是一个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利害的关键人物。

2，如何具体执行呢？

派人深入虎穴。决定派遣谭纶亲自前往浙江，待在胡宗宪身边。

用的具体方法不是直接命令，而是通过不断沟通和建言，让胡宗宪自己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从而争取他能在关键时刻稳住浙江局面，抵制严党的恶行。

3，清流的根本目的真的只是阻拦严党剐剥老百姓利益吗？

不是的，他们的目的是一石二鸟

他们的目的分为两个层面：

表层目的（战术目标）：

保护浙江百姓，阻止严党趁机兼并土地，让“改稻为桑”政策尽可能平稳执行，减少对百姓的伤害。

深层目的（战略目标）：

扳倒严党。他们将浙江视为一个战场，希望借“改稻为桑”可能引发的乱局作为突破口（“从浙江烧一把大火”），一旦严党在此事上罪行败露，就能一举摧毁整个严党势力。

在这里，让我想起清代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中的“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大家看人不能有二极管思维，不能非黑即白，更不能有洁癖。

我们不能要求清流心中只有百姓利益，不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老百姓对“改稻为桑”的态度不是简单的犹豫或不满，而是彻底的对立和绝望的反抗。

他们的态度主要体现在：

1. 强烈的肢体对抗。

通过“拼了！”、“冲啊！”、“快停啊！”、“救命啊！”等呐喊，可以看出百姓们在用身体阻挡官兵，爆发了激烈的群体性冲突。

这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本能反应。

2. 政治上的绝望呐喊。

有人喊出了“我是反贼！”、“刚才就有人跟咱说反了”。这并非其真想造反，而是一种极端绝望下的气话和控诉，意味着官府的行为已经让他们无法生存，将其逼到了“造反”的边缘。

3. 对政策执行者的极度不信任。

他们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国策”到了基层，已经完全变味，成了官兵践踏青苗、断水毁田的暴行。

从个体抗争到集体暴力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老百姓的应对方式是原始而悲壮的。

1. 集体暴力抵抗。

这是最主要的应对方式。他们组织起来（尽管是松散的），试图用人数优势与武装官兵正面对抗，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稻田和水利。

2. 舆论与道德指控。

他们不断高喊“不准踏苗！”、“断水又是踏苗”，这是在抢占道德制高点，指控官府的行为是不义的、是破坏生产的暴行，试图在道义上让官兵理亏。

3. （被污名化的）团结。

他们彼此鼓励“加油”、“拼了”，这种团结在官府眼中成了“聚众对抗”、“倭寇煽动”的证据。

按照第一集中，嘉靖和严嵩的探讨，“改稻为桑”利国利民，可是，具体执行到群众层面，为何老百姓就不愿意呢？

杭州知府—马宁远就大声疑惑的问过这个问题。

最初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其实也疑惑过这个问题，这么好的政策，为何老百姓死活都不愿意呢？

不加赋税，种桑的收入还要高于种稻的收入。这么好的事，他们傻吗？

直到后来看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才知道了问题所在。

1. 生存安全的威胁（最核心原因）。

首先粮食安全。水稻是口粮，是活命的根本。桑树不能当年结果，且不能直接食用。

改种桑田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百姓将没有口粮，面临着饥饿风险。

要知道，大明王朝时期，老百姓依然处于生存层面，解决温饱问题，是每个底层老百姓的首要任务。

其次是失去土地。正如清流所料，政策执行伴随着暴力践踏青苗（“踏苗”） 和断绝灌溉用水（“断水”）。

这不是引导，而是强迫，目的是摧毁老百姓现有的生计，逼其就范，最终低价卖出土地。百姓反抗的不是“桑树”，而是“毁灭他们当下口粮”的暴行。

2. 对未来的巨大恐惧和不安全感。

即使改种成功，丝绸市场的价格波动、海外贸易的风险，这些都不是普通农民能够承受的。

种稻虽穷，但风险可控，能活命。种桑则意味着将身家性命投入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市场漩涡中，前景极其不确定。

3. 政策执行方式的极端野蛮：

官府根本不是以“劝导、补偿、扶持”的方式推行政策，而是直接动用军队，以武力镇压和暴力破坏（踏苗、断水） 的方式强行推进。

这种执行方式彻底激化了矛盾，让任何关于“政策好处”的宣传都变得苍白无力。

4. 被官商勾结的图谋所算计。

百姓们虽然未必能像清流那样清晰地说出“兼并土地”四个字，但他们凭直觉就能感受到，官府和乡绅豪强是串通一气的。

所谓的“改稻为桑”最终受益者绝不是他们，他们只会沦为失去土地的佃农或流民。

我是情感领域创作者，喜欢研究婚恋，两性关系，痛恨道德说教，喜欢挖掘事情的根源解刨分析问题，如果喜欢欢迎关注我。

来源：谢汶青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