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三国的星空》中，曹操与汉献帝被塑造成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CP”，这种浪漫化的叙事如同给历史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

在《三国的星空》中，曹操与汉献帝被塑造成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CP”，这种浪漫化的叙事如同给历史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

然而当我们掀开这层外衣，看到的却是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复杂的曹操——一个在政治棋局中“操之过急”的棋手。

正是因为他的急不可耐，急功近利，急不择食，以至于后世将他归类到了跟王莽并列的篡逆。

建安元年的洛阳，如同一盘散沙。

动画片中，汉献帝历经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洛阳。不愿住在相对完整的董卓的府邸。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汉献帝住在了老太监的家里。

丙辰，行至洛阳，幸故常侍赵忠宅。

汉献帝是安顿下来了，手下的杨奉与韩暹两派人马的争斗却又开始了。

在真实的历史上，即便汉室衰微，环绕在汉献帝周围，还有很多的“护驾军阀”。其中有想“入编”的黄巾军，有想“吸血”的外戚，甚至有心怀不轨的各路军阀。

黄巾旧部：杨奉、杨定、韩暹、李乐等人。

外戚势力：董承、伏完等人。

地方太守：内郡太守张杨、河东郡太守王邑。

各方势力相互倾轧，在这片权利的废墟上明争暗斗。

《三国志》记载：“董承、张杨欲以天子还雎阳，杨奉、李乐不欲，由是诸将更相疑贰。 二月，韩暹攻董承，承奔野王。韩暹屯闻喜，胡才、杨奉之坞乡。胡才欲攻韩暹，上使人逾止之。”

这段史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汉献帝身边的错综复杂的状况，洛阳城上演着一场关于“权利的游戏”。

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议郎董昭以曹操的名义给杨奉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双方合作的建议。

建安元年6月，杨奉等人在途中与朝臣共表曹操为镇东将军，曹操这才正式荣升为朝廷命官。

换句话说，直到6月，汉献帝才知道有曹操这么一号人物。

经过一番缜密的谋划，曹操趁杨奉等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赶走了韩暹。

随后，曹操借口洛阳残破，带着汉献帝与官员们迁往许县，杨奉反应过来后追之不及。

曹操奉迎天子定都许昌，随之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殿宇，设立宗庙社稷。

迁都许昌后的曹操，立刻展现出了他的“急性子”。

三个月内，他完成了三件大事：罢免三公、驱逐杨奉、自封大将军、武平侯。

这套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力三连击”，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激起的涟漪影响了整个建安时代。

曹操与汉献帝的“蜜月期”，短暂得令人窒息。

在献帝看来，曹阿瞒简直就是拔鸟无情的渣男。

汉献帝迁都是在建安元年九月，到了许昌之后，曹操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司徒淳于嘉，等汉朝“三公”全部罢免。

到了十月，曹操就直接驱逐了对自己最具威胁力的护驾军阀杨奉。

“冬十月，公征（杨）奉，奉南奔袁术。”

十一月，曹操任命自己为大将军、司空，三公之中只剩下最老实的赵温还在任。

曹操对于杨彪的迫害，堪称曹老板早期最大的政治失误。

建安二年，曹操以“欲图废置”的罪名，将这位百官之首，弘农杨氏的家主，关进大牢，由满宠进行审问。

同时，杨彪的“守尚书“职务被罢免，被转移给了荀彧。这种急转直下的关系变化，暴露了曹操早期政治智慧的青涩。

《后汉书杨彪传》记载：时，袁术借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幼以大逆。”

满宠虽然狠厉，但同时具有很高的处世智慧和政治手段，杨彪的冤狱是一件十分棘手之案，处理轻了，忌惮杨彪的曹操不会善罢甘休，且可能迁怒于满宠：

处理过重又会得罪朝中大多数官员，当时朝中两位大名士孔融与荀彧就一齐出来为杨彪求情。

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满宠知道曹操既然选择动手，自己就不能草草结束此案，需要给他一个交代。

因此，即使杨彪是朝中首望，即使孔融和荀彧事先嘱咐满宠不要虐待。满宠还是严刑拷打杨彪，“宠一无所报，考讯如法。”

之后，曹操果然顶不住压力释放了杨彪，“即日放出彪。”

当时曹操确实还不足以承受冤杀杨彪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他刚刚获得权柄一年左右，尚且根基不稳、实力不足、声望不够。

曹操在看到汉朝大臣们依然同气连枝之后，他才明白想要彻底掌控朝中权力并不能一跋而就，需要做长期打算。

这位弘农杨氏的家主，不仅是士林领袖，更是朝堂的定海神针。

曹操以“欲图废置”的罪名将其下狱，无异于向整个士族阶层宣战。

他的“急不可耐”，让他过早地撕下了忠臣的伪装，将权臣的野心暴露无遗，从而激起了汉室旧臣最激烈的反弹；

即便是曹操此时就有了篡汉之心，也完全可以先对汉朝士人与官员们以礼相待。

比如在讨伐杨奉、占据九江郡的袁术、立下战功后，再将徐徐图之，慢慢地将毫无实权的朝中大臣全部换成自己亲信也为时不晚。

此时，只需要严格筛选掌握武事的职位和控制禁军的人数和来源即可。

如果曹操一开始就是以忠臣姿态慢慢获得士人们的信任，将兖州和豫州的地盘彻底稳固下来之后，在上奏排斥竞争对手，独占护驾之功。

建安四年，曹操授予杨彪“太常”的官职，略微掩饰了自己的异心。

他的“操之过急”，如同一柄双刃剑，在刺向对手的同时，也割伤了自己，使得他的霸业之路上，始终伴随着后方不稳的隐忧与道义失据的代价。

建安二年的张绣之变，更是将曹操急躁性格的代价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一桩风流公案后，曹操被张绣击败。不仅让曹操失去了长子曹昂、爱将典韦，更让原本稳固的南阳得而复失。

这就是《三国演义》中传为笑谈的 “曹老板一炮害三贤” 。

在官渡之战期间，曹操在与袁绍的官渡拉锯战中完全处于下风。

据《三国志·赵伊传》记载，曹操后方大部分地区竟然与袁绍通谋，不给曹操缴纳粮食。

曹操统治区域的“诸郡并叛”，揭示了急躁擅权带来的深层危机。当大部分郡县选择与袁绍暗通款曲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军事统帅的困境，更是一个政治家的失败。

曹操的“急”，让他赢得了挟天子的先机，却也埋下了统治根基的隐患。

这种矛盾如同他性格的双生阴影：一方面是对时机的精准把握，另一方面是对过程的无暇经营。

就像一个急于收获的农夫，在果实尚未成熟时就强行采摘，最终尝到的是青涩的滋味。

从建安元年的急躁青年，到建安十三年沉稳的阴险丞相，这条成长之路是用无数政治失误铺就的。

《三国的星空》可以编织“君臣CP”的浪漫想象，真实历史上的曹操，在汉献帝面前的每一次进退，都是一场精心计算却又时常失控的权力博弈。

他的“急”，既是个人性格的烙印，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一个大厦将倾的时代，容不得从容不迫，却也经不起操之过急。

然而，正是这早期的“急”，与后来的“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赤壁之战的生死考验，曹魏内部的暗流涌动，最终磨砺了曹操的心性。

他从一个急赤白脸的“急先锋”，蜕变为一个老辣深沉的“政治家”。他学会了在进退之间权衡，在刚柔之中施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曹氏权力基石。

曹操用他前半生的“急”，证明了机遇的稍纵即逝；又用他后半生的“稳”，诠释了基业的来之不易。他的“急”，是乱世生存的本能，是雄心驱动的必然，也是其性格与命运的注脚。

在三国那片群星璀璨却又暗流汹涌的夜空下，曹操无疑是最耀眼也最矛盾的星辰之一——他既是汉室的掘墓人，也是新秩序的奠基者。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奸雄，而是一个在历史洪流中奋力搏击的枭雄。

来源：白羽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