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很多人眼里安娥是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作词家、诗人和记者,事实上,她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前苏联克格勃(当时叫格别乌)东方部主任助理,她是受过完整专业训练的谍报人员。
央视力推的大剧《阵地》,其中王丽坤扮演了田汉妻子安娥,历史上的她,确有其人。
在很多人眼里安娥是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作词家、诗人和记者,事实上,她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前苏联克格勃(当时叫格别乌)东方部主任助理,她是受过完整专业训练的谍报人员。
安娥,原名张式沅,河北石家庄人,现在广安大街西侧的张家大院,就是她的故居。
安娥20岁时受李大钊派遣,在大连从事工人和学生运动,两年后组织上安排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很快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选中,开始了她的特工生涯。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通常需要多个化名应对各种身份,“安娥”是她常用的化名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正式名字。
1929年,安娥回国后,在上海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年仅24岁的她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担任国民党调查科(“中统”前身)上海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的秘书,当时特科情报科长陈赓是她的单线联系人。
在上海滩,杨登瀛是非常“兜得转”的人物,他本身就是青帮中人、在租界洋人圈子、中统高层、国民党左派中拥有广泛的人脉,中共内部也有他的很多朋友,思想上比较进步。
严格意义上来说,杨登瀛是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他的身份更接近于“双面间谍”。
鉴于杨登瀛的工作特殊性,牵涉范围很大,一旦出现问题,就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此,我们不可能给予他完全的信任。
所以,这里面有相互利用,也有监控防范的意思,安娥的任务并不轻松,就是在这样气氛十分微妙的环境里,安娥却和杨登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
杨登瀛最终成为我们在敌特机关中反间谍极为重要的一环。
其间,安娥主要的任务是筛选收集来的信息,将其中重要部分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特科领导,这些情报使许多地下工作者躲开了敌人的追捕,化险为夷。
安娥直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并且在杨登瀛配合下、成功安排钱壮飞打入党务调查科,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关键时刻挽救了一场即将发生的大灾难。
安娥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为特科红队的锄奸行动提供支持,她和杨登瀛、陈赓等特科人员密切合作,先后制裁了白鑫、陈慰年、戴冰石、黄第洪等大叛徒。
在此期间,她还有另外的任务,尽可能接触上海文艺界知名人物,争取让他们“左转”,而南国戏剧社发起人田汉,无疑是最具号召力的人之一。
1929年冬,在组织授意和安排下,安娥以学生身份拜访田汉,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从此开始了半生纠葛。
据他们共同的好友王礼锡回忆,“安娥这一时期对田汉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正式加入我党,成为上海中央局文委成员,以自己在戏剧界的地位和影响力,领导左翼戏剧运动。
安娥与田汉虽然情投意合,甚至怀上了他们的孩子(田大畏),却没能走到一起。
因为此时的田汉有婚约在身,他的未婚妻是身在南洋的林维中,曾经资助过田汉,田家早已当她是自己的家人。
多年后,她在接受上海《新民报》专访时,对这段感情坦率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争,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
当记者问她,如果你和田先生再次重逢,你怎么应付?安娥笑说,“无所谓应付”,“一切应该随田先生”。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随后杨登瀛和陈赓相继被捕,紧接着,安娥在上海的的单线领导人姚蓬子叛变,所幸她正在河北老家照顾孩子,躲过了此一劫,但也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
风波过后,安娥再次回到上海,她不想继续在三角恋爱中挣扎,亲口告诉田汉:“孩子已死。”并对林维中表示:“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
安娥下决心终止这段感情纠缠,全身心转向左翼文学领域。
在好友作曲家任光的力荐下,安娥担任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歌曲部主任。
这是大家熟悉的一首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当年满大街传唱的《卖报歌》曲作者是国歌创作人聂耳,词作者就是安娥。
她创作的另一首流行曲之王《渔光曲》,由任光作曲,在当时更为轰动。聂耳为此评价说:“《渔光曲》一出……其造成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
期间,安娥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在上海文艺界站稳了脚跟,同时也接受了任光的求爱。
安娥此前有过婚姻,丈夫叫邓鹤皋,同时也是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后来,邓鹤皋遭日本人追杀,被捕入狱,那时候信息又不畅通,安娥四处打听消息,传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
几年后,误传已不在人世的邓鹤皋找到了她,而此时,安娥已经和任光生活在一起。
两人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合作了许多抗战作品,最著名的就是歌曲《打回老家去》,“抗日复土、打回老家去”,铿锵有力的歌声,成为当年东北流亡学生和爱国人士的抗日誓言。
相比音乐合作上的亲密无间,两人的感情生活并不那么和睦。
《打回老家去》这首歌影响非常大,甚至惊动到了日本高层,为此,日本领事馆向南京提出抗议,并且查到署名“前发”的创作者就是任光。
在这种情况下,安娥动用关系,资助任光去法国游学,任光在出国前,两人无言地解除了四年夫妇名义。
1937年,也就是两人分手的这一年,上海沦陷。
安娥搭乘船只前往南京,在船上,意外遇到了同样准备离开上海的田汉,接着,又一同搭汽车前往武汉。
20多天的艰难旅程,两人朝夕相处,安娥终于告诉田汉,他们的孩子还在,在她河北的老家。
国难关头,他们没顾得谈情说爱,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抵达武汉后,安娥和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宋美龄任理事长,在重庆又担任了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文化工作委员会等职务。
期间,她和冼星海一起应邀合作了《六十军军歌》,“不能让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不能等敌机轰炸我们的澜沧江”的歌声鼓舞着第六十军的将士,视死如归地奔赴抗日战场。
1946年,田汉结束了和林维中的婚姻,历经近20年的风风雨雨,兜兜转转半生,他和安娥终于走到一起,从此结伴终生。
两年后,两人同赴西柏坡,安娥重新回归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她先是在统战部保卫部工作,后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戏剧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夫妻二人联合创作了多部戏曲作品,《白蛇传》《金鳞记》、《追鱼》、《情探》等,其中《追鱼》和《情探》至今仍然是上海越剧院的压箱底演出剧目。
1976年8月18日,安娥在北京谢世。
安娥,从一位神秘的“红色特工”到知名的词作者,她的一生,用铁凝的话来概括最为贴切:“烽火岁月里成长的燕赵才女,爱情悲喜中写就的人生大戏。”
来源:食饭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