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万物》为地主翻案岂能等闲视之

摘要：中国漫长的封建史告诉人们，封建社会的统治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通过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剥削来维持的。地主阶级敛财的主要手段是大量兼并和占有土地、让失地农民依附土地沦为永久佃户，然后榨取地租或发放高利贷，从而实现财富最大化的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中国漫长的封建史告诉人们，封建社会的统治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通过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剥削来维持的。地主阶级敛财的主要手段是大量兼并和占有土地、让失地农民依附土地沦为永久佃户，然后榨取地租或发放高利贷，从而实现财富最大化的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延续了封建制生产关系，通过垄断土地资源对农民进行系统性制度性的剥削，依然是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

然而，自诩“年代剧”的电视剧《生万物》，却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靠狗血剧情和演员的演技，刻意展现地主的善心和仁厚，彻底颠覆了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刘文彩为代表的欺男霸女，为富不仁，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地主的形象记忆，取而代之的是慈眉善目、勤劳节俭、深明大义、乐善好施的好地主人设，过年给佃户送粮送馓子，春耕送种子，平时帮衬佃户，还将86%的土地拱手相送……资本操控下的创作就像美颜相机，把“黄世仁”P成了慈善家，把“吃人的旧社会”P成了“先富带后富”的伊甸园。连他们的子女个个都是高大上，倾向革命，支持农会，替穷人说话，主张开仓放粮的菩萨化身。说穿了，这不过是编剧欲盖弥彰的遮丑布，是历史滤镜下的剥削美化。

故事发生地的鲁西南真是剧中描绘的样貌吗？否。1943年中共山东分局对莒南县根据地农村经济的调查显示，地处平原地区的大店等3区的地主富农占总户数13.73%，却占有70%的土地；贫雇农占总户数86.27%，仅占有30%的土地。占地少的可怜的绝大多数农民，不得不向占有绝大多数土地的地主租地耕种，收获五五分成，也有的四六分成，佃农一年到头受尽盘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形成了“皇权不下县”的政治生态，地主是基层社会掌握军事行政税收、且有资格派遣劳役的实际统治者，对佃农有生杀予夺作威作福的特权。

70年代的著名电影《平鹰坟》，就是根据临沂莒南县的真实事件改编。内容讲述土改前夕魏姓农民在自家院里打死一只飞来抓鸡的老鹰，得罪了鹰的主人——集官僚、士绅、军队、土匪和商人于一体、拥有72家堂号、超千倾亩产、覆盖7个县域、人称“庄阎王”的大地主，逼迫魏姓农民卖掉家里仅有的一亩地，在院子里为鹰建坟竖碑，全家披麻戴孝给鹰出殡下葬。魏家老母当场气死，一家3口死在逃亡路上。直到1944年共产党发动土改斗争才为魏家平了鹰坟。

除此之外，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地主还享有“性交特权”，即“初夜权”，可以随心所欲的淫辱佃户妻女。上述庄姓大地主就是凭借“初夜权”，随时随地无所顾忌的糟蹋了大量农家妇女，农妇何大娘有四个漂亮女儿，皆遭地主少爷蹂躏致死。

1943年12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陈毅路经鲁南时所写《曹南行》一诗，印证了当地“初夜权”的存在——

亳邑汤都史所传，

至今豪霸圈庄园。

蜀客多情问遗事，

居停首说初夜权。

抗日老战士杨杰在其作品《人生曲》中记载：山东临沂张庄有400多户人家，庄主族长张大富，拥有全庄土地，“谁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且有不少地主“初夜权”后长期霸占佃户妻子不予归还者。外地迁入的佃户，迁入时也要上交妻女的“初夜权”。如有抗拒者，将受到严厉惩罚。《生万物》的原著小说《缱绻与决绝》，写佃农女儿银子遭地主宁学祥长期霸占还生了孩子，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但被《生万物》编剧改编成银子作贱自己，主动上门当妾，这不是替地主洗白脱罪又是什么？

由此可见，人神共愤的地主之恶，不仅在于地主个体，更在于占统治地位的整个地主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鲁西南如此，旧中国如此，《生万物》里的地主如何能独善其身?即便地主中确有个别开明乡绅，《生万物》又怎能以偏概全，以局部取代全部，藉此抹去地主阶级的反动腐朽与罪恶?如果历史上的地主，都似剧中费左氏和宁学祥，毛主席发动秋收起义，坚持井冈山斗争，“唤起工农千百万”，抛头颅洒热血夺取革命的胜利，还有什么意义?

近几年美化地主的说辞如出一辙，都把地主的财富积累归于精明与勤奋，如《生万物》中地主宁学祥，明明是坐拥700多亩土地不劳而获的大地主，却整天背着挎篓拾粪，亲自下地侍弄庄稼等，以背离逻辑的故事情节美化地主，消解历史，掩盖了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的原罪，淡化了剥削制度的血腥底色。反之，把穷人的贫困归于短视与懒惰。农民及其子女一个个被刻划成面目黢黑，形象猥琐、自私狡诈、刁钻丑陋的懒汉，抑或是千夫所指的汉奸和叛徒，极尽丑化贬损之能事。

在《生万物》中，编剧违背历史的真实，杜撰出地主与穷人联姻、“喜儿爱上黄世仁”的荒诞戏码，如地主女儿宁绣绣下嫁穷小子封大脚，佃户的女儿银子主动钻进爷辈老地主宁学祥的被窝作妾，睡一次索要5个大洋，以不堪入目的性交易来调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以浪漫叙事来掩盖土地革命时期“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的沉重历史。在编剧笔下，农会被塑造成“吹牛画饼”的组织，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描绘成一场不得人心惨淡收场的闹剧，其对革命的诋毁，对历史的亵渎其心可诛。

不难看出，编剧违背史实的胡编乱造，意在否定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否定“打土豪分田地”的正义性，否定农民运动起家的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地位。按照此逻辑，中共几十年闹革命大错特错，就不单是80年代初给地主摘帽，而是要向地主阶级匍匐谢罪，把地主阶级扶上统治宝座了。

毋庸讳言，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新中国就是我党带领劳苦大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来的。这让地主阶级丧失了剥削的权利和拥有的一切，他们及其子孙由此怀恨在心，只要有机可乘就会复仇，向共产党和分得他们土地房屋财产的劳动人民反攻倒算，试图把失去的东西重新夺回来。

一言以蔽之，《生万物》就是被推翻地主阶级复仇情绪的恶意渲泄。但它不是孤立个案，是多年来地主翻案风中的一例，中国近代地主的“四大天王”，南霸天、黄世仁是文学虚构无法翻案，占地万亩的刘文彩和占地200亩的周扒皮的后人，一直在试图翻案。受此影响，学界对地主阶层已有较多翻案。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伟光正”的好地主形象。《生万物》与陈忠实的《白鹿原》和方方的《软埋》一样，是随翻案逆流而动，虚无歪曲历史，美化地主阶级并为其翻案的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