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过现在年轻一辈的导演们，好多都学起了好莱坞的那套规矩，在好莱坞那边，制片人可是掌握着生杀大权，说一不二的主儿。

拍电视剧这东西，就跟烧菜似的，不能光图刚出锅那会儿香，还得让人吃完了咂咂嘴，觉得回味无穷。

这回味的关键是啥？

就是剧情逻辑得能站住脚，不然人家回头一想，哎？

不对啊，这儿说不通啊，那这戏可就白瞎了。

王伟忠就聊到，不管是大陆、台湾还是香港，以前拍片子大多是导演说了算，导演是老大。

不过现在年轻一辈的导演们，好多都学起了好莱坞的那套规矩，在好莱坞那边，制片人可是掌握着生杀大权，说一不二的主儿。

郑晓龙导演听了这话，也跟着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咱们中国拍电影电视剧，一开始学的是苏联老大哥，那时候也是导演中心制，导演说啥就是啥。

后来改革开放了，就又把美国那套制片人制度引进来了。

结果呢，这两种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就跟拉锯似的，一会儿这个占上风，一会儿那个冒点头。

其实啊，这制片人要是一点不懂创作，那肯定不行；反过来，导演要是两眼一抹黑，对市场行情、成本控制啥的一窍不通，那也玩不转。

所以现在国内很多剧组，要么是导演自己亲自上阵当制片人，要么就是找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来干这活儿，这样一来，创作和管理两头都能顾得上，省得扯皮。

王伟忠一听，话锋一转就问到了《藏海传》：“那你们俩在《藏海传》里，具体是咋分工的呢？”

郑晓龙回答得挺干脆：“我啊，就管管大方向上的事儿。比如剧本得是个啥调调，演员选谁合适，这些宏观的东西我盯得多一些。至于片场那些具体的拍摄工作，喊‘开始’、‘停’的，那大多是曹译文导演在忙活。”

王伟忠像是想起了什么，又问郑晓龙：“我瞅着你好像不怎么批评你带的那些年轻导演，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郑晓龙笑了笑说：“我这人不太爱批评人，有啥想法就直接说我的感受。就拿《藏海传》来说吧，南派三叔那个原著故事，一开始是曹译文他们这些年轻人先看上的，觉得有意思。他们喜欢，那我也得瞅瞅啊，看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不过呢，故事里头也有些地方，逻辑上有点说不过去，自相矛盾的。所以我就提出来，这些疙瘩得先解开，不然拍出来麻烦。”

王伟忠连连点头：“可不是嘛，这些小毛病要是留着，观众的眼睛可尖着呢，肯定会挑刺儿的。”

郑晓龙表示赞同：“可不是嘛！有些剧情，当时看着好像顺过去了，没啥问题，可等观众回头一琢磨，哎，不对劲儿啊，这里面有漏洞！

所以说，一部片子播完了，得有后劲，得有嚼头，让人反复看都觉得，嗯，这逻辑没毛病，合情合理。

当然啦，要说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那也不太现实，有时候观众也不是那么斤斤计较。

不过，《甄嬛传》是个例外。那剧现在被观众抠得，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了，恨不得每个镜头都拿放大镜看。

但即便这样，也很少有人能挑出逻辑上的硬伤。为啥呢？

还不是因为当初打磨剧本的时候，一句一句、一场一场抠出来的嘛！

每个人物的小心思，每个情节的来龙去脉，都铺垫得明明白白，一点不含糊。”

曹译文导演这时候也接过了话茬，说起了《藏海传》的剧本：“我觉得这个剧本最开始能把我们吸引住，包括后来播了之后大家愿意看，那个‘钦天监’的设定功不可没，确实挺新鲜的。

以前咱们看的那些古装剧里，虽然也时不时冒出个钦天监、司天监之类的角色，但大多是打酱油的，戏份不多，有时候还净是些反派角色。

这次我们就不一样了，直接把镜头对准了钦天监这个部门，把里面那些有意思的知识、门道，都给展现出来了，也算是个小小的创新吧。”

王伟忠一听，立刻就想到了剧里的一个大悬念：“那《藏海传》里那个神秘的‘第三人’，到底是谁啊？

这个设定是你们俩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定死的吗？”

曹译文叹了口气，说：“这个‘第三人’啊，可真是让我们费了老鼻子劲了！

最开始剧本里写的‘第三人’是皇帝，后来左改右改，最后才定成了赵秉文。

就为了改这个人物的身份，我们整个剧本都跟着大调特调，里面所有的情节铺垫、故事发展，都得重新顺一遍，真是我们写剧本时花时间最多的一块儿工作了。”

王伟忠话锋一转，又夸起了《藏海传》：“《藏海传》现在这么火，也算是成功了。

尤其是这种悬疑剧，观众有点不同意见，挑点小毛病，其实也不是啥坏事儿，说明大家看得认真嘛。

说到《甄嬛传》，那可真是神了，现在都快被研究成一门学问了！

我知道台湾那边的观众，一到过年过节，就喜欢翻出来看一遍，跟咱们这儿看春晚似的。

我也跟着我老婆看过几集，还别说，挺上头的。在我看来啊，郑导你对女性是相当尊重的，《甄嬛传》里就能明显感觉到那种女性意识的觉醒。”

郑晓龙听了这话，表情严肃了点：“尊重妇女儿童，这本就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没什么好特别说道的。

我父亲就非常尊重我母亲，他们俩都金婚了，感情好得很，每次一家人吃饭，我爸还老是给我妈夹菜呢，几十年都这样。”

王伟忠感慨了一句：“一个剧本写完了，一部戏拍完了，这就跟看着自己孩子长大似的。”

郑晓龙却话锋一转，说起了行业里的一个现象：“我上次在导演协会开会的时候就呼吁过，得把选演员的权利还给导演才行！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制片人或者播放平台在那儿拍板定角色。

他们不像我们导演，天天抱着剧本啃，改了又改，哪个角色该是啥脾气、啥模样，在我们脑子里早就活灵活现了。

他们选演员，有时候考虑的就不是那么纯粹了。”

王伟忠又把问题抛给了曹译文：“曹导，你第一部戏就拍的是悬疑题材，第二部戏又跟郑导合作了《藏海传》，看来你是对悬疑这玩意儿情有独钟啊？”

曹译文笑了笑，眼里闪着光：“是啊，我对悬疑这个类型是真的喜欢，它就像有一种神秘的魔力，老是吸引着我，让我想去探索。”

王伟忠却有点替他担心：“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观众看悬疑剧，那可是鸡蛋里挑骨头，眼睛毒得很，一点不合逻辑的地方都能给你揪出来，较真得不行。”

郑晓龙在一旁也点头表示赞同：“可不是嘛！现在的观众，看悬疑剧就跟侦探破案似的，对故事的逻辑啊、细节啊、常识啊，要求特别高，必须得真实可信才行。

你想啊，现在悬疑剧多如牛毛，每个视频平台都搞了自己的悬疑剧场，竞争太激烈了。

观众看得也多啊，不光看咱们大陆的，台湾地区的也看，还有美国的、韩国的、英国的，各种好剧都能找着看。

看得多了，眼界自然就高了，就要求新出的剧要么有点不一样的东西，要么就把逻辑捋顺了，别让人看出破绽。”

王伟忠又好奇地问曹译文：“曹导，你是不是打小就想干这行啊？”

曹译文回忆道：“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录像带，我就天天抱着看，看完之后心里头特别有感触，觉得这东西太神奇了。

我不光对里面讲的故事感兴趣，我还老是琢磨这些电影电视到底是咋拍出来的，摄像机咋摆，演员咋演，对这些幕后的东西好奇得不得了。

所以后来考大学，我就去南加大学读了电影制作专业（Film Production），算是圆梦了吧。”

王伟忠话锋一转，提到了《甄嬛传》里的人物：“都说千剧万戏里头，总得有个让人捧腹大笑的丑角来调剂一下气氛，可我看《甄嬛传》，咋觉得里头没有一个真正开心的人呢？个个活得都挺累的。”

郑晓龙解释说：“《甄嬛传》这戏啊，表面上看是一群女人在后宫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其实骨子里是在批判封建社会那种落后的婚姻制度。

你看啊，那时候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过来呢，‘一个人出事，株连九族’，多吓人！

后宫里的女人们，要是得不到皇帝的宠爱，要么被打入冷宫，要么就小命不保。

就算是皇帝自己，内心也是七上八下的，战战兢兢，因为他娶的那些后妃，背后都是一个个官僚家族，他得利用后宫来牵制前朝的势力，又得靠着前朝来控制后宫，这日子过得，一点儿也不轻松。”

王伟忠还是有点不解：“雍正皇帝在历史上可是出了名的勤政，一天恨不得工作二十个小时，你当初为啥偏偏选了他这个时代来拍呢？”

郑晓龙笑了笑说：“意义就在这儿啊！要是我选一个荒淫无道、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的皇帝来拍，那《甄嬛传》的批判意义不就大大折扣了嘛？

正因为雍正是个想干点实事的皇帝，结果还是摆脱不了那种制度的束缚，才更能说明问题啊。”

王伟忠又看向曹译文：“晓龙导演是出了名的细节控，拍戏抠得特别细。跟他一起合作，这么多细腻的要求，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山大啊？”

曹译文却显得很轻松：“压力倒还好，因为我也是个细节控，算是职业病吧。

我是跟着晓龙导演学出来的，算是他的徒弟，所以从一开始筹备的时候，我就会把所有能想到的细节，像美术风格、服装设计、道具摆放，还有背景音乐这些，都尽量落实到位，免得拍摄的时候手忙脚乱。”

王伟忠回忆起往事，颇有感触地说：“我1988年回大陆探亲的时候，看了不少录像带，当时就看到了郑导你参与策划的《四世同堂》，后来又有《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这些戏都特别经典。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编辑部的故事》，那剧太逗了，有点像美国的那种情景喜剧（Sitcom），就是后来台湾也很流行的《老友记》那种感觉。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拍这么一部剧的呢？”

郑晓龙也陷入了回忆：“当时拍完《渴望》，大家伙儿就琢磨着下一部拍点啥。

手里有两个备选，一个是《编辑部的故事》，另一个是《皇城根儿》。

我当时就想，得拍个跟《渴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换换口味。《渴望》太沉重了，这次想搞个轻松点的，一群有意思的人，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每一集讲一个独立的小故事，多好玩。

不过我们这个跟美国那种情景喜剧还有点不一样，他们那个会配罐头笑声，我们这个没有，就靠剧情和台词本身逗乐。

要说中国最早带笑声的情景喜剧，那得是英达拍的《我爱我家》，他是从美国留学回来，把那套模式带过来的。

《编辑部的故事》我们当时是先把人物立起来，编辑部里那几个人，每个人啥脾气、啥口头禅都想好，然后再把我们对社会上各种事儿的观察和思考，揉到一个个小故事里去。”

王伟忠又问：“晓龙导演，您这都七十多岁了，还在一线搞创作，真是佩服！听说您最近又在忙一个叫《冬去春来》的戏？”

郑晓龙点点头：“是啊，还在弄着呢。讲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群从外地跑到北京来闯荡的文艺青年的故事，挺有时代感的。”

王伟忠追问：“那这部戏也是带着年轻导演一起拍吗？”

郑晓龙哈哈一笑：“年纪大了，体力确实有点跟不上了，带着年轻人一起干挺好的，能互相学习嘛。

他们身上有很多新想法、新视角，我也能从他们那儿学到不少东西。

就像拍《藏海传》，曹导在叙事上就喜欢留很多‘空白’让观众自己去想，这要是按我们过去那种恨不得把啥都交代清楚的拍法，四十集根本打不住，得拍六十集！”

王伟忠最后感慨道：“现在华语戏剧能通过各种国际平台，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这真是件大好事。像《藏海传》这样的戏，就像一股文化浪潮，能把咱们中华文化里好的东西传递出去。

你觉得下一代的导演们，是不是应该在咱们中国自己的文化里头，多琢磨琢磨，挖掘点新的创意出来？”

郑晓龙沉吟了一下说：“《藏海传》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次尝试，拍的时候倒没刻意去想什么文化输出这么宏大的主题，就是想把故事讲好，把人物拍活。

我觉得只要戏拍得好，自然就能传播得广。

这就像文学创作上有个说法，叫‘形象大于思维’。我们这些搞创作的，就是把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这些具体的东西弄好。

这些形象立起来了，观众看了之后，自然会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后人看了也会有新的解读。

我们把形象做好了，让观众自己去品味，去投射他们自己的想法，这就挺好。”

王伟忠又聊起了拍戏的感受：“都说拍电影电视剧，就是在观察人生，看着戏里的人哭哭笑笑、起起落落，自己心里也跟着五味杂陈，这过程其实也挺过瘾的吧？”

郑晓龙却连连摇头：“拍戏的时候啊，真没觉得有啥过瘾的，净是操心了。当然，创作的时候，脑子里冒出一些好点子，那种感觉确实挺兴奋的，也不觉得累。

最让人头疼的是在现场做各种选择。

导演嘛，就是个做决定的机器。

你看啊，灯光师问你这光行不行，摄影师问你这镜头角度好不好，化妆师问你演员这妆容咋样，服装师问你这身衣服合不合适……一圈问下来，好不容易开拍了，拍一条下来，大家伙儿都盯着你，等你说‘过’还是‘不过’。

要是不过，你还得说出个一二三来，是镜头移的时候抖了一下？还是演员眼神没到位？

或者表演上哪儿有点别扭？都得说清楚，然后再来一遍，真是考验人。”

王伟忠又把问题抛给了曹译文：“曹导，拍完《藏海传》这么一部大戏，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啥？学到了点啥新东西？”

曹译文想了想说：“最大的收获啊，可能是更了解自己了吧。以前总觉得拍古装戏会很难，各种规矩、礼仪、服化道啥的，挺复杂的。

拍完这部戏才发现，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年龄也不是啥障碍，只要前期准备充分了，心里有数了，拍起来就顺手多了。”

王伟忠开了个玩笑：“那郑导在旁边盯着，你会不会紧张啊？他要是不在现场，你是不是就放飞自我了？”

曹译文忍不住笑了出来：“还真有点！他在旁边我确实会紧张，老怕自己哪儿做得不好。每次他一走，我心里那块大石头才算落地，能松一口气。”

王伟忠又对郑晓龙打趣道：“晓龙导演，您这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可以学学明朝那些皇帝，来个‘不上朝’，把权力放给年轻人，自己享享清福啦，这叫‘帝王之术’，懂不懂？”

他话锋一转，又聊到了两岸影视合作：“这几年台湾很多观众都喜欢看大陆的剧，以后肯定会有更多台湾演员来大陆拍戏，您对他们有啥建议不？”

郑晓龙真诚地说：“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常来走走，常来看看。人与人之间嘛，走得近了，互相了解多了，自然而然就愿意合作了。

#热问计划#不光是演员，编剧、导演这些创作人员，我都希望他们能来，大家一起交流学习，把华语影视做得更好。”

来源：秀娟观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