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洋房门口那棵歪脖子梧桐，从1937年春天到1997年冬天，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掉，像一部无声电影。

老洋房门口那棵歪脖子梧桐，从1937年春天到1997年冬天，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掉，像一部无声电影。

它见过穿长衫的律师把诉状撕成碎片，也见过穿工装的女工把机床擦得锃亮，还见过穿西装的年轻人把BP机别在腰间。

三代人，同一块地砖，踩出三种心跳。

1937，程敖回国那天，黄浦江飘着细雨。

他拎着皮箱，西装袖口沾了泥，心里装着“司法救国”四个烫金大字。

现实给他当头一棒：法庭是黑帮的客厅，法官的锤子还没落下，子弹先飞。

他成了黑帮老大的御用律师，白天在法庭上念法条，晚上在码头数尸体。

林斯允更惨，哥哥把宅子押给赌场，未婚夫跟舞女跑了，她穿着旗袍站在雨里，像一株被踩坏的玉兰。

她没哭，转身把宅子改成妇产科医院，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程敖从黑帮手里抢回来的孕妇的。

两人第一次合作，不是谈恋爱，是救人——把黑帮的账本换成医院的出生证明，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他们蹲在手术室里笑，笑得像两个疯子。

1952，老洋房成了“红星纺织厂”。

易弋第一天上班，工装大两号，裤脚卷了三圈。

他原本想当工程师，图纸被拿去卷烟，他只能搬棉纱。

文朴是车间小组长，说话慢，干活快，把易弋掉在地上的馒头捡起来，吹吹灰，塞进他手里。

爱情来得不体面：两人在仓库里分一碗白菜汤，汤里漂着一只死苍蝇，易弋夹起来扔掉，继续喝。

后来运动来了，易弋被贴大字报，文朴偷偷把批判他的喇叭线剪了，剪完手抖，线头烫了个疤。

他们没说过“我爱你”，只说过“明天你还来搬纱吗？

”

1994，老洋房门口挂了个新牌子：“希川贸易公司”。

叶希宁和向北川把办公室隔成两半，一半睡觉，一半打电话。

他们卖过电子表、牛仔裤、VCD机，被骗过三次，欠过六个月房租。

最穷的时候，两人蹲在楼梯口吃泡面，向北川把面汤喝光，说：“这味儿，跟小时候弄堂口一毛五的差不多。

”后来他们拿到第一笔订单，五十台彩电，连夜扛着箱子跑外滩，累得在马路边睡着，醒来发现身上盖着向北川的西装外套，口袋里还揣着半包皱巴巴的“红双喜”。

演员像从老照片里走出来的。

丞磊演程敖，前期眼神像被雨淋湿的鸟，后期像磨快的刀；林允的林斯允，骂人时嘴角先抖三秒，倔强里带点心酸；童瑶和刘奕君在车间里吵架，一个把棉纱摔在地上，一个把茶杯攥得咯吱响，像真夫妻。

道具更疯：三十年代的留声机真能转，五十年代的搪瓷缸掉漆掉得刚刚好，九十年代的BP机一按“滴滴”响，隔壁大爷以为谁家闹耗子。

看完三集，最难受的是那棵梧桐。

它不会说话，但每掉一片叶子，就像在说：你们折腾吧，我在这儿。

老洋房也是，被改成医院、工厂、公司，墙皮裂了补，补了又裂，像人脸上的皱纹。

它没垮，因为里面的人没垮。

程敖没垮，林斯允没垮，易弋和文朴没垮，叶希宁和向北川也没垮。

他们只是在不同的年代，用不同的方式，把“活下去”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

现在打开电视，还能看到那棵梧桐。

它还在掉叶子，但根扎得更深了。

来源：小E撩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