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到了易弋这个阶段，她已陷入孤苦无援的境地。她独自一人在上海等待失踪五年的丈夫，还因“国民党官太太”的身份丢了工作。

如果说前十集，易弋的姑姑林斯允从国外回来，经历了父亲去世、哥哥欠赌债、母亲要断绝关系、林宅保不住的困境。

但至少还有爱人程敖、朋友沈奕群，这两个有腔调的男人护着她，帮她实现理想，开了妇产科医院。

可到了易弋这个阶段，她已陷入孤苦无援的境地。她独自一人在上海等待失踪五年的丈夫，还因“国民党官太太”的身份丢了工作。

她没有积蓄、没有房子，还处处被杨学安和小姑子周云清针对。小姑子因她爱喝咖啡，又以她在日记里记录苦闷情绪为由，让她向组织“自首”；杨学安则捕风捉影，称易弋接私活，并没收了她的缝纫机。

总之，他们认定抓到了易弋的“罪证”，觉得她没改造好，身上还保留着“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与杨学安、周云清上纲上线、自带优越感的“高高在上”不同，易弋身上也有“高冷”的一面。

就像她和丈夫共同的朋友傅子和说的：“你丈夫是反动派，你是小资知识分子，离人民群众还有一段距离。”

这种“距离感”，恰恰成了他们矛盾的导火索，让易弋的处境愈发艰难。

阶级立场不同

在杨学安非黑即白的认知里，不是同志就是敌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不是进步就是反动。他仅看一眼，就把易弋定性为“国民党官太太”。

他还每天跑到居委会捕风捉影，听了易弋房东张桂花的谗言，说易弋和她谋划商业计划，后来又在易弋房间搜到一台缝纫机，便更笃定她接私活卖衣服。

虽然杨学安的做法有问题，但他本质上是个满腔热血、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人。他为了工作加班加点，甚至母亲病重、临终前都没回去见最后一面；办完母亲丧事后，也来不及悲伤，就立刻投入到工作中。

可这份热忱，被狭隘的观念裹挟，让他很容易自以为是，将“揪出资产阶级尾巴”等同于“做贡献”，却在不知不觉中，以“正义”的名义伤害了无辜的易弋。

情感表达不同

小姑子周云清急于站队，想和“有问题”的哥嫂划清界限，甚至通过批评易弋来证明自己的进步与忠诚。

在周云清看来，得知哥哥是地下党后，她扬眉吐气，便让易弋把哥哥的事迹讲出来，希望借此感染更多人。

在她的逻辑里，易弋配合就是思想进步，不服从就是顽固、矫情。

当她听到易弋说“我对你哥有心理预期”，瞬间爆发：“你是预期我哥死了吗？你也不哭、也不难过，到底爱不爱我哥？”

但周云清并非冷漠、对易弋毫无感情之人：得知杨学安要查易弋接私活，她赶紧让易弋收拾东西离开；易弋被傅子和的三个老婆误会时，她直言“易弋不是勾引别人老公的人”，还抡起花瓶护嫂。

可她和易弋处理感情的方式截然不同：周云清热烈外放，易弋内敛含蓄。周云清想让易弋思念哥哥，便把遗照放在易弋卧室的床头柜，用自己的标准强求她。

而易弋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把和爱人喜欢的唱片小心收好，将思念藏在心底。她不愿反复讲丈夫的事迹，不是不骄傲，而是怕撕开思念的伤口。

写到最后，说到底，易弋也不是完美的“受害者”。她身上有被诟病的“高冷”，面对杨学安的猜忌、周云清的指责，她辩解过，却发现“鸡同鸭讲”，于是选择沉默。

可在别人眼中，这份沉默成了“傲慢”，可实际上，她的“不妥协”，是在孤立无援中，给自己留的一点体面。

好在文朴文部长看得通透，点破了矛盾的本质：杨学安的“激进”脱离实际，周云清的“站队”失了温度，易弋的“沉默”少了沟通，他们都不是绝对的“对”或“错”，就像现实中，没有非黑即白的人生一样。

《足迹》这部剧中的每个人，在那个大环境下，都带着自己的局限。不过，也正是这份“不完美”，让角色更有了立体感。

来源：言之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