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万物》地主与农民描写的争论，恩格斯早已给出答案！

摘要：电视剧《生万物》热播剧成为热议剧。热议的焦点是，剧中地主宁学祥被塑造成“勤劳节俭、重视土地”的庄稼人形象，甚至在饥荒时“倒贴粮食”救济佃户，而贫农角色却多被刻画为懒惰、自私或反派。对此，批评者认为，这是为地主洗白翻案而对农民丑化，不符合历史事实；而辩护者则认为

电视剧《生万物》热播剧成为热议剧。热议的焦点是，剧中地主宁学祥被塑造成“勤劳节俭、重视土地”的庄稼人形象，甚至在饥荒时“倒贴粮食”救济佃户，而贫农角色却多被刻画为懒惰、自私或反派。对此，批评者认为，这是为地主洗白翻案而对农民丑化，不符合历史事实；而辩护者则认为，人性复杂并非“非黑即白”，地主中也有善人，农民中也有恶人，这样描写反而更符合历史事实。一时，争议蜂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其实，从早在130多年前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1888年4月，伟大导师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有这么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这段话，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非常著名的观点，可惜都被现在的人们遗忘了！其核心思想是：文艺作品，不仅要追求人物个性化的细节真实，更要把人物置于能体现时代与社会关系的“典型环境”中去塑造，让人物的性格与行动由环境驱动并反作用于环境，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具体地说，所谓“典型环境”是指，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本质的环境（如阶级斗争、生产方式矛盾等等），而非偶然或表面的社会现象。恩格斯强调，环境应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时代性特征。所谓“典型人物”是指，在典型环境中形成、能代表特定社会阶层或群体本质特征的人物形象。他们既要有鲜明的个性，又要体现阶级性、时代性的普遍性。恩格斯所要强调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不能仅停留在细节真实，还必须通过“典型化”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描写细节的真实（比如，确实存在勤俭持家的地主和乐善好施的财主，也确实存在懒惰的农民和作恶的穷人等），但如果仅描写这些，那不是历史的真实，因为这还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么，什么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呢？一个人，处在一定历史环境中，是无法超越一定社会关系制约和一定社会历史规律支配的。一个人，总有他处在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中、处于那样一个阶级地位中的人应该有的样子，这就是典型性。比如，在阶级社会，地主若不剥削农民，资本家若不剥削工人，他就不可能维持其经济地位。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而个别地主、资本家的善心发现，则不具有必然性。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最好注脚。

再回到《生万物》的人物描写争议上。在谈论《生万物》人物描写争议之前，再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我的母亲常向我讲她小时候见过的日本兵。我母亲是1927年出生的，日本兵侵占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正十多岁。她曾说过，日本兵见到中国小孩，也有给糖果的。这一点，与某一位著名作家写的一样。但是，我母亲谈的更多的是，乡亲们为了躲日本人飞机投下的炸弹，提心吊胆地向山中逃亡的苦难，更多的是看到家破人亡的惨剧！在她的心目中，绝无一点因个别日本兵向中国儿童发一块糖而减轻她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所以，我们并不否认有个别日本兵向中国儿童送糖的真实，也不排除那个日本兵当时的心情是真实的。但是，不要忘了，那一颗颗投向中国大地的炸弹、那一颗颗射向中国人民的子弹，也正是那些向中国儿童发糖的日本兵做出的。因为，在日本侵华的大背景（典型环境）下，日本兵侵入中国，其本质性、普遍性的方面不是向中国儿童发糖，而是向中国人民举起屠刀。如果一个作者，仅仅描写那个日本兵向中国儿童发糖（细节真实）这一点，而不写他如何屠杀中国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让读者看不到日本侵略者的本质面目和日本侵华的真实事件，那么，就是百分之百的误导！就是不折不扣的歪曲历史真实！这样的作家，非蠢即坏！到底是蠢还是坏，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在有些作家的笔下，日本兵的一块糖，就企图化解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所有罪恶！

同样道理，《生万物》描写的地主和农民，处在我国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大的历史背景下，任何人，无论他是地主还是农民，“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资本论》）。因此，如果不去描写地主或农民符合他们各自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具有普遍性或代表性的本质和特征，而只是追求一些非本质的性格特征或偶然的现象，那就是恩格斯的批评的那种“恶劣的个性化”！之所以称之为“恶劣的个性化”，是因为，这样的描写使个体独立于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之外，从而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

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中，那些支持将地主描绘成善人、将农民描写成恶人的人会举《红楼梦》对人物描写的例子。固然，鲁迅先生曾这样盛赞《红楼梦》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的，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自然是《红楼梦》艺术价值的所在之处。但是，《红楼梦》中的所有人物的描写，都符合其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并没有一个人物能超出其当时所处的封建主义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决定。比如，贾宝玉虽然是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但他仍会虐待仆人，甚至将最钟爱的袭人一脚踢得吐血。这正符合其封建公子哥的身份。黛玉从骨子里看不起刘姥姥。凤姐虽然有帮助刘姥姥的善举、精明强干的一面，但她“弄权”害命、使奸作坏的本性更符合她的阶级社会地位。正因为《红楼梦》的作者将每一个人物都置身于当时大的社会环境中去描写，使每个人物既有其个性，又符合其社会阶级身份，从而显得真实可信，彰显出无穷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