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戴愉是《青春之歌》中的区委书记，一个戴眼镜的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同志。他在第十七章首次出场。戴愉、卢嘉川等人到小胡同里开会，讨论“五一”国际劳动节怎样纪念。

戴愉是《青春之歌》中的区委书记，一个戴眼镜的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同志。他在第十七章首次出场。戴愉、卢嘉川等人到小胡同里开会，讨论“五一”国际劳动节怎样纪念。

▲电影《青春之歌》赵联饰演戴瑜

戴愉首先严厉批评了卢嘉川，不该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林道静宣传共产主义：

“冯森同志（卢嘉川的化名）错误越来越严重，今天我提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国民党的统治危机越发严重，革命高潮日渐迫近，我们不去准备大规模的行动——武装群众、组织罢课、罢操、罢市，扩大宣传我们党的胜利，扩大吸收党员，反而只会去同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讲理论、乱谈思想……要知道，这些中间分子是极不可靠的，是极端动摇的，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冯森的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地步。听说他还向一个反动大学生的老婆——她叫林道静，对么？——去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我也很不同意冯森同志这样做法。”

卢嘉川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说，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不应该拒斥他们；卢嘉川认为，区委书记戴愉是左倾关门主义，左倾会脱离群众，会导致革命失败。

▲电影《青春之歌》康泰饰演卢嘉川

戴愉并不同意卢嘉川的看法，他认为在接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要特别警惕，宁左勿右。

当会议内容从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转到如何纪念“五一”时。

戴愉认为，在“五一”时，党、共青团和社联、左联等赤色群众团体，必须发动他们全体成员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卢嘉川说：“前几天李大钊同志的出殡游行，我们已经又被捕许多同志。现在，情况很严重，‘五一’这个纪念日，无疑的，敌人是会更加严密戒备的。希望你和市委好好反映一下，恐怕……”

不等卢嘉川说完，戴愉便说：“真是白色恐怖观念！冯森，你要消极怠工吗？……这是党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对这样任务的任何怀疑全是一种可耻的动摇！”

戴愉、卢嘉川等人开会的时候，是1933年。那时候党内盛产“左”倾分子和“左”倾路线。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年轻的区委书记戴愉，也染上了严重的“左”倾急性病。

按照戴愉的看法，胜利的形势在鼓舞每个革命者奋勇前进……万万不能因为害怕牺牲而停滞不前。

所以，“五一”游行示威，即便有同志会被杀害、被逮捕，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这段时间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毛泽东在1941年，写了一篇五万多字的文章——《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对“左”倾进行猛烈批判。由于毛泽东行文实在过于尖锐，担心会影响党内团结，虽经多次修改，至今仍旧没有全文发表。

对戴愉的“左”倾激进行为，毛泽东是怎么看的呢？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今天，还有激进的戴愉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戴愉们根本不懂得，斗争不是简单的四面出击，斗争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牺牲，而是为了胜利。

要胜利，就不能盲目出击，作无谓的牺牲；

要胜利，就不能关门主义，搞宗派排斥异己；

要胜利，就不能当教条懒汉，必须对现实进行充分的细致的研究。

用若干年以后，理想已经实现的标准，去要求现在的人应该如何如何，不如何如何，就是剥削，就应该打倒。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其进锐者，其退速。

激进的戴愉，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迅速反水当了国民党特务，这并不值得惊诧。

来源：衡恒1893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