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初,在社交媒体主导的舆论场域中,一部尚未播出的电视剧《赘婿》当时意外成为文化现象级事件的暴风眼。这场因原著作者愤怒的香蕉被指“不尊重女性”而引发的抵制浪潮,将网络文学创作与影视改编之间的复杂关系推至聚光灯下。当网友的愤怒如野火般蔓延,原著文本的价值评
2021年初,在社交媒体主导的舆论场域中,一部尚未播出的电视剧《赘婿》当时意外成为文化现象级事件的暴风眼。这场因原著作者愤怒的香蕉被指“不尊重女性”而引发的抵制浪潮,将网络文学创作与影视改编之间的复杂关系推至聚光灯下。当网友的愤怒如野火般蔓延,原著文本的价值评判被简化为对创作者私德的道德审判,资本重金打造的IP帝国在舆论飓风中“摇摇欲坠”。这场争议不仅撕开了网络文学场域的隐秘褶皱,更折射出数字时代文化消费的深层症结——在流量与伦理交织的战场上,文本是否注定要成为创作者人格的检验品?当性别议题成为舆论场的超级杠杆,大众文化生产如何平衡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
这场风波恰似一面多棱镜,映照出中国网络文学产业化进程中的多重悖论:亚文化圈层的创作惯性遭遇主流价值观的规训,草根作家的江湖习气碰撞公众人物的道德期待,男性向文本的性别想象直面女性主义觉醒的审视。在键盘侠与女权主义者的话语交锋中,在资本算盘与创作伦理的价值撕扯间,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某个IP的生死沉浮,更是整个网络文学生态在主流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当创作主体的私人言论成为解构文本价值的密钥,当社交媒体的碎片化叙事重塑文化产品的消费逻辑,这场争议早已超越单纯的文学讨论,演变为观察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绝佳样本。在解构与重建的张力中,网络文学正经历着从商业奇迹到文化载体的艰难蜕变。
一、文本与作者的共生困境
在《赘婿》改编剧尚未开播即遭遇抵制的文化事件中,创作者与作品的共生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张态势。这种创作者个人言论与创作文本的捆绑式消费,折射出互联网时代受众对文化产品价值评判机制的嬗变。传统文学场域中“文品如人品”的古老命题,在泛娱乐化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注解——当原著作者愤怒的香蕉的争议言论成为社交媒体的流量密码,原本作为独立艺术品的文本被迫退居次席,创作者的形象异化为某种文化符号,在公共舆论空间被不断重构与消费。
这种共生关系在影视工业化流程中变得尤为吊诡。制作方斥巨资打造的视觉盛宴,很有可能会因某条社交媒体截图引发的道德审判而价值清零。资本方精心设计的IP开发链条,在舆论场的非理性狂欢面前脆弱得如同一只纸船。这种现象印证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文化产品的价值不再单纯取决于艺术规律,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产物。当性别议题成为当代舆论场的超级杠杆,任何附着其上的文化符号都有可能被卷入价值重估的飓风眼。
二、男频文学的性别想象困境
网络文学二十余年的类型化发展,已形成泾渭分明的性别创作谱系,即男频文学加女频文学。男频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的扁平化困境,本质上是互联网时代性别隔离的文学投射。从《赘婿》原著到《庆余年》等成功改编案例,女性角色的戏剧张力多源于影视编剧的二度创作,这暴露出男频文学在性别叙事层面的结构性缺陷。男频文学创作者对女性角色的工具化处理,恰如福柯所言的知识权力规训,折射出特定文化场域中的集体无意识。
这种创作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与受众期待之间的隐秘契约。当男频作家将创作视为情绪代偿的出口,女性角色难免沦为欲望投射的符号载体。各头部网络文学平台的数据反馈机制,更强化了这种物化倾向。但值得警惕的是,将这种创作局限简单归咎于男频文学作家群体的性别偏见,实则是将复杂的文化症候简化为道德判断。正如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所揭示的:文学创作中的性别想象,实则是社会规训与个体经验交织的复杂产物。
三、网络作家的身份转型之痛
“愤怒的香蕉事件”暴露出的,是网络作家群体在身份转型期的集体阵痛。当网络文学从亚文化角落走向主流视野,创作者被迫经历着从“键盘写手”到“公众人物”的身份蜕变。这种转变要求创作者不仅要驾驭文字世界的虚拟法则,更要适应现实场域的传播伦理。传统网文圈层中习以为常的“真性情”表达,在泛娱乐化语境下可能演变为毁灭性的舆论危机。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此能显现其透彻解释力:网络作家在积累象征资本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对新型文化资本的获取。当作品影视化带来“破圈”,即圈层突破时,其原有的交流习惯与公共话语场产生剧烈摩擦。建议创作者回归文本世界的专业建言,实则是重构文化资本积累路径的务实选择。但事与愿违的是,资本驱动的IP开发机制又不断诱惑创作者跨界发言,这种悖论恰是文化工业时代创作者面临的永恒困境。
四、大众文化生产的伦理重构
《赘婿》争议事件为观察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生产提供了绝佳样本。当资本、创作、舆论三股力量在性别议题上交锋,暴露出的不仅是某个IP的得失,更是整个文化生产机制的价值紊乱。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编码加解码”理论在此遭遇挑战:受众对文化产品的解码过程,已超越文本本身而扩展至对创作主体的全方位审视。
这种转向要求文化工业建立新的伦理框架:既需尊重艺术创作的相对独立性,又要正视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影视改编作为文化再生产的中间环节,或许可以探索更灵活的版权解绑机制,通过创作团队的二次赋义实现文本新生。但根本性的解决之道,仍在于构建更健康的文学生态,培育既能保持创作自由又具备公共意识的作家群体。
回望《赘婿》掀起的那场文化舆论风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某个IP的得失沉浮,更是中国网络文学在主流化进程中必经的成长阵痛。当创作者、资本方与受众在价值认知层面产生断裂时,或许应该倾听瓦尔特·本雅明的告诫——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其光晕既来自文本自身,更源于创作生态的良性互动。唯有构建起尊重创作规律又包容多元价值的文化场域,网络文学才能真正完成从商业奇迹到文化现象的蜕变。(作者:董江波,笔名冷得像风,知名网络文学作家和评论家,资深网络文学编辑)
来源:董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