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飞再次踩准了爆款剧的命门，让《三流之路》的编剧林尚春与《信号》的导演金元锡合作，为普罗大众制造出了一颗重磅催泪弹。只需沉入无菌的情感世界，便能排出内心积淤的毒素，增强对苦难的免疫力。

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迎来完结，豆瓣评分现已上涨至9.6分，成为近期评分最高的剧集。

网飞再次踩准了爆款剧的命门，让《三流之路》的编剧林尚春与《信号》的导演金元锡合作，为普罗大众制造出了一颗重磅催泪弹。只需沉入无菌的情感世界，便能排出内心积淤的毒素，增强对苦难的免疫力。

余华在创作《活着》的过程中发现：“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世界破破烂烂，但韩女书写了自己的《活着》。

如果《苦尽柑来》只能有一个主角，那一定是吴爱纯。吴爱纯是全光礼的女儿。吴爱纯的世界，是与母亲有关的一切组织起来的。

母亲在战争时期逃往济州岛，习得一身当地海女的本事，从此在海水里生根，每天用肉身与死神做交易，挣得一点微薄的收成。丈夫去世后，她无法在婆家立足，只得再嫁给一个吸血的鳏夫。

母亲常说，“生而为牛都比在济州岛当女人强。”

济州岛的女人们总在劳作，无论家庭内外，都不得空闲。男人们只是家庭里游离的存在，屁股懒着不动，嘴上尽说些没营养的垃圾话。然而，再游手好闲的男人也是户籍上的户主，享有姓氏和财产继承权，留给女人的唯有依附的命运。

再嫁后，母亲把吴爱纯留在原婆家，是为了女儿有学上。母亲坚持留在济州岛，是为了能看到女儿。母亲从来没有自己的故乡，但女儿是她的乡愁。

这从来是个不平等的世界，母亲用恨着这个世界的能量爱着女儿。女儿成绩优秀，却被叔叔指摘抢走这一代长子的气运，连人手一条的黄鱼都吃不到。母亲就把黄鱼狠狠摔在叔叔家的饭桌上，踢翻女儿面前的脏碗堆，牵手带女儿回家。

心疼和愧疚，作为爱的副产物，在这对母女之间流动。

吴爱纯心疼妈妈因辛劳而咳嗽和背痛的身体，想用妈妈卖一只鲍鱼的100韩元，购买妈妈一天的休憩。母亲愧疚于让女儿过早地看到了世界的暗面，过早地学会了妥协和让步。她对女儿说“可怜的是我不是你”，希望女儿尽情享受人生。

在母亲爱的照耀下，吴爱纯寻得了一片诗意的栖居。吴爱纯很会写诗，是济州岛的“文学少女”。她的目光超越了肉眼的视界所限，落在比济州岛更远的地方。可是命运如此作弄，吴爱纯还未出发，就失去了出发的原点。

母亲骤然离世，继父找了继母，叔叔撇清干系。每个人都告诉吴爱纯“靠自己”，又想从她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吴爱纯无家可归，也无处可逃。

剧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文学少女”惊心动魄的出逃，又残忍地为她的出逃划上惩戒式的句号——“男孩出逃是英雄，女孩出逃是一生的耻辱。”

被学校开除的那天，吴爱纯烧掉了诗人柳致环的《青马诗抄》。其中的一篇诗作《旗帜》提到了“乡愁”，代表未曾抵达的理想之乡。“文学少女”仅剩的自尊被碾碎一地。没有人能真正超越自己的历史。

结婚生子成了唯一的出路，爱她但不富裕的男人成了唯一的金手指。18岁的吴爱纯，抱着刚出生的女儿说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乡愁”。那个自记事起一遍遍翻山越岭找妈妈的人，如今以成为母亲的方式贴近自己的母亲

吴爱纯越贴近母亲，就越思念母亲。特别是当成年人的重负接踵而来，吴爱纯只能通过想象母亲的爱抚，来获得继续生活的勇气。

而母亲从未真正缺席，吴爱纯身边不同姓氏的女性，奶奶、继母、海女团体，构成了母性王国的荫蔽，总会在关键时刻拉她一把。

比如吴爱纯的奶奶，用攒下的棺材钱给她买渔船，因为她是自己儿子的女儿。虽然济州岛不允许女性上船，吴爱纯实际上无法独立拥有并掌握这艘生产资料，但归根结底，吴爱纯的家庭终于成为独立的经济体持续运转。

和母亲一样，吴爱纯也以爱女儿的方式对抗不平等的世界，对抗自己既定的命运。这一次，女儿以童年的脚踏车为支点，走出了厨房，走出了济州岛。

与此同时，母女之间的心疼和愧疚，依然遗传下来。来到更广阔的都市世界，女儿一边看到了出身的掣肘，一边看到了掣肘背后举家的全力托举。这一次，母亲因为女儿的愧疚心碎。

性别与阶层，是《苦尽柑来》中两条并行不悖的叙事暗线。按照女性主义者西尔维娅·费德里奇的观点，性别作为一种阶级，也是资本主义分工的一部分。由此，可以发现该剧按阶层分配道德的定律——

家庭之内，女性比男性更有道德；家庭之外，穷人比富人更有道德。

只有吴爱纯家例外，她的丈夫梁宽植，堪称全剧的道德典范。他就像《活着》主人公福贵的妻子家珍，吃苦耐劳，从不抱怨，甘愿做辅助型的配角，保持着纯粹的高尚。就连临终前，他都希望看到妻子幸福的微笑，才能放心地离开。

与其说他是家珍的性别对调，不如说他被赋予了传统妻性的忠贞和母性的奉献美德，是时下极受欢迎的一款男性角色。

济州岛的渔业巨头夫商吉，与梁宽植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是个乖戾的暴君，在家对妻子动辄打骂，对子女也毫不上心；在外对渔民工人颐指气使，肆意羞辱，是所有人口中的“狗爹养的”

剧中的许多段落，都呈现了他对梁宽植微妙的嫉妒。尚算年轻的时候，他嫉妒梁宽植和妻子拥有真挚的爱情，而自己只能扑到一段段婚外情中寻觅恋爱的幻觉，在梁宽植面前常常露出虚张声势的自卑神情。

后来他变老了，也变得孤独和虚弱，妄图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才发现家庭中早已没有了自己的位置。当他遇到刚刚出海和女儿看完日出的梁宽植，嫉妒之余也不忘震惊“她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牵着爸爸的手？”

《苦尽柑来》一反许多影视剧“嫌贫爱富”的风尚，道德变成越是一无所有的人越要坚守的东西。有时候，道德也作为一种弱者的武器，在群体层面约束强者的言行，争取自己的权利。

夫商吉为了竞选渔业合作社的社长，不得不好吃好喝地招待渔民。席间他打起舆论战，攻击竞争对手吴爱纯的家庭有问题，被渔民当面戳破。后来他的风流韵事也被当场抓包，彻底丧失了竞选资格。

济州岛的熟人社会，让弱者的武器发挥效力。而到了人际关系疏离的现代都市首尔，弱者的武器的限度便开始凸显，因为道德的约束性消失了。

吴爱纯的女儿梁金明，被一位首尔家长引诱替考，诱饵是首尔的一套公寓。这位家长笃定连学校宿舍都住不起的女孩，会为此铤而走险，没想到遭受了拒绝。她讽刺梁金明“穷女孩假装高尚就是鲁莽”，又诬陷她偷走了自己的钻戒，用她最在乎的道德践踏她的尊严。

首尔家长的反应如此之大，并非被梁金明的道德感刺痛，而是浓重的阶层焦虑发作。相比济州岛，首尔的不平等程度更高，社会等级的阶梯更长。没有绝对富裕，但有相对贫困。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社会比较，随时担心自己向下滑落。

对首尔家长来说，高考是防止阶层滑落的迫切手段。而对梁金明来说，高考是为数不多地打破阶层壁垒的路径。这是她拒绝替考的本质原因，济州岛女孩，是靠着对伦理规则的尊重走到今天的。

一体两面来看，道德也是弱者的一种心理自洽和精神胜利。它会掩盖人对自己真实处境的觉知，放弃对结构性社会问题的追讨。而从角色塑造的角度，任何工整的道德分配定律，都是对复杂性的磨损。

《苦尽柑来》塑造了许多没有瑕疵的“好人”，而到了后半段，更是抹去了“坏人”身上的瑕疵，营造出一片道德乌托邦。夫商吉的恶劣变成了可爱，不仅让所有家人回心转意，还成了吴爱纯一家的亲密伙伴。

与之对应的是，对苦难的抒情并没有减少，甚至因为太多，而沾染了几分显摆的腻味。好在创作者埋伏了缜密的草蛇灰线，不断在细节处回扣，用一种解谜游戏的趣味消解了腻味。

学者许子东曾经把《活着》的叙事模式概括为“很苦很善良”，《苦尽柑来》也同样适用。它是以吴爱纯一家为核心、以女儿口吻讲述母辈故事的史诗。女性的处境本就更加艰难，上一代女性的枷锁，下一代女性不一定能打破，但一定有自由和幸福的瞬间。

《苦尽柑来》对于苦难的解决方案，当然也是“活着”。它源于吴爱纯的母亲在海水中的生存智慧：

“在陆地谋生的人，遇到一点点困难就说要死，但海女不会。在汹涌的海水中，我无数次与死亡擦肩，每一次都能找到无数个活下去的理由。感觉撑不下去的时候，别一直躺着，拼命挥动胳膊和腿，你就能穿过黑暗的海水，看到天空。”

吴爱纯的一生，是艰难但生机勃勃的写照。她身上流动着女性的生命韧性、乐观的热忱、对他者的关怀、对权力的渴望。这一切离不开无菌的真情的滋养，正如她最终迎来了完美的结局，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情感上的满足，而不是理性分析哪里不对劲。

《苦尽柑来》另一个像《活着》的地方，是以“世事难料”驱动情节。吴爱纯一家所有的幸运与不幸，几乎都源自命运的偶然性。韩国现代史政变频发，现代化过程又短促而剧烈，承载得起这么多偶然性。

只是在剧中，这些历史性转折都是走马灯，在墙面标语、报纸头版、电视新闻中一闪而过。没有人去仔细追究它们与剧中人的关联，仿佛它们只是穿过了剧中人的一生，而穿过后留下什么，比穿过本身更重要。

许子东在分析《活着》长盛不衰的原因时讲：

“中国人对贫穷、苦难有太多的记忆，对人伦的美德又有太多的期盼。虽然没有谁家里会真的有那么多亲人连续遭厄运，但是谁的家里在这几十年风雨中，都可能经受各种各样的灾祸病难。谁都需要咬咬牙，抓住亲人的手活着。”

这个原因也可以移植到韩国本土的现代化语境中，动荡历史的袭击性苦难和普通人对苦难的勉力克服，使得《活着》具有了普遍性。

更新的趋势在于，近些年苦难的言说主体更多倾向于女性。韩女文学在全球范围的流行，也与经济下沉时代，越来越多人被迫沦为“边缘”和“他者”有关。

当诉苦和寻求安慰的需求高于一切，《活着》也变成了与心理学并列的当代显学。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