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Prima Facie》是一部近期在国内以电影形式上映的舞台剧，由澳大利亚编剧 Suzy Miller 创作。该剧以独特视角，借一位精英刑事辩护律师在遭遇性侵案件时的经历，深入探讨了一系列法律与社会问题。

《Prima Facie》是一部近期在国内以电影形式上映的舞台剧，由澳大利亚编剧 Suzy Miller 创作。该剧以独特视角，借一位精英刑事辩护律师在遭遇性侵案件时的经历，深入探讨了一系列法律与社会问题。

从剧名 “Prima Facie” 来看，这一法律行业常用的拉丁语短语，意为 “乍看之下”、“表面上” 。在法律范畴内，它指一方所提证据初步足以支撑其主张，除非对方能提出反证。

例如盗窃案中，若检方有被告出现在现场、现场存有其指纹或监控录像，以及失窃财物在被告住所被发现等证据，便可完成初步举证，推动案件进入下一审理阶段。

不过这并不等同于被告有罪，被告后续仍可自证清白。它恰似诉讼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的起点，开启一系列法律程序。

在司法体系中，法律真相与客观真相存在差异。在《Prima Facie》里，观众跟随主角视角明晰真相，但法律真相受立场影响，具有相对性。

社会为维持稳定秩序，借助法律构建公正、可预测的框架，法律真相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即便有时与客观真相相悖，也成为司法体系在现实局限下的权衡选择。

剧中选取的性侵案件场景颇为微妙，案件发生在屋内，且受害者与嫌疑人相识并有过浪漫过往。这使得个体真相表达与法律真相间出现鸿沟，进而引出举证责任这一关键且棘手的法律问题。

在性侵案件中，举证困难尤为突出。以剧中为例，泰莎与嫌疑人过往关系复杂，案发当晚一系列行为使得庭审围绕泰莎是否同意性行为产生诸多争议。

辩方依据只需指出嫌疑人不知对方不同意即可的规则，利用泰莎事后洗澡洗去证据等情况，编造虚假证据。

在此情境下，举证责任的分配陷入两难困境：若完全由嫌疑人证明获得同意，易面临虚假指控；若要求明确同意，又可能导致一些正常性行为被恶意指控。

贯穿全剧审判的无罪推定原则，虽在现代司法中具有避免冤假错案、防止公权力滥用等重要意义，但在性侵和家暴案件中，因举证艰难，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

在刑法领域，被告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无罪推定旨在平衡力量对比，保护个体。然而在性侵案件里，国家机器因案件特性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致使受害者需以个人之力在法庭上推动排除合理怀疑，这种能力错配降低了公众对该原则在此类案件中的认可度。

在角色塑造方面，主角泰莎经历了显著的观念转变。起初，她秉持工具理性，将法律作为为客户脱罪或减轻刑罚的工具；遭受性侵后，彻底转向追求价值判断。

同时她的精英主义观念瓦解，从法律人回归到普通人视角。这种转变在剧中通过诸多细节展现，如她之前盘问证人的技巧，在自己成为证人时被对方律师运用；她在穿着打扮、与母亲沟通及进入法庭时的身份姿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剧中的陪审团制度虽着墨不多，但设计颇具深意。它在国家机器与个人利益间搭建缓冲地带，由无法律背景人员组成的陪审团从客观理性视角认定案件，增强裁决信服力。

例如，剧中呈现了筛选陪审团成员时辩方利用规则挑选有利陪审员，以及法官在特定情况下邀请陪审团离席以避免偏见等情节，都体现了这一制度在法律实操中的运用。

关于性侵案件中举证责任和同意认定的难题，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和司法已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如允许专家证人解释受害者洗澡及物证缺失的合理性，设置强奸护盾法限制对受害者过往性历史的质询，在同意认定上从模糊标准逐渐走向明确积极同意的要求。

像瑞典的《同意法案》、英国的《性犯罪法》等相关规定，都在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方向。

《Prima Facie》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角观念转变过程在剧情呈现上稍显突兀，若能更细致地展现其 700 多天的心路历程会更理想。此外，结尾对法律体系的激烈宣泄式批判，虽能理解其表达愤怒与升华主题的意图，但处理方式稍显简单粗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司法体系复杂问题探讨的深度。

总体而言，《Prima Facie》作为一部舞台剧，凭借对法律与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精彩的剧情架构和角色塑造，为观众带来了极具价值的思考与讨论空间，对推动相关社会议题的关注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文本来源@机智的律师生活 的音频内容

来源：动物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