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种文化胜利，体现为来自延安的清新、刚健、质朴、高亢的革命文化，迅速取代了国统区腐朽、颓废、奢靡、冬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成为主流文化。

“文化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在文化领域里斗争的结束，反而意味着斗争以一种更激烈、更隐蔽的方式展开。”

一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政治、军事胜利，也是文化胜利。

这种文化胜利，体现为来自延安的清新、刚健、质朴、高亢的革命文化，迅速取代了国统区腐朽、颓废、奢靡、冬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成为主流文化。

从文化最外在的表征——服装——来看，军装，劳动者的服装，对原来在国统区流行的旗袍、长袍马褂、西装等等，构成巨大冲击，对新事物敏感的年轻人，都以穿军装、工装为荣，尤其是那种洗得发白，似乎带着硝烟芳香的黄色军装和灰色军装，更成了革命气质的象征。

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潜伏的女特务为骗取信任，就特意穿上工装裤，伪装成进步青年的样子。

而来自解放区的工作人员，解放军干部等，则无疑是这种革命文化等人格化，他们能文能武，坚毅沉稳，刚健，但绝不粗鄙，质朴，又富于理想主义精神。

解放区干部以及革命军人的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电影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南征北战》中，冯喆饰演的高营长、张瑞芳饰演的女村长，《渡江侦察记》中孙道临饰演的李连长，李玲君饰演的女游击队长刘四姐，《红色娘子军》中王心刚饰演的洪常青，《东进序曲》中李炎饰演的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等等。

然而，文化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在文化领域里斗争的结束，反而意味着斗争以一种更激烈、更隐蔽的方式展开，尤其是在军事、政治的胜利看起来完全无法撼动的情况下。

1951年，著名演员石挥执导并主演了影片《关连长》。这部电影塑造了善良淳朴的解放军某部关连长的形象，他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关爱儿童，却没有文化，对城市知识分子充满敬畏，甚至自惭形秽。

影片公映后，很快受到尖锐批评，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尖锐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后，谁来掌握文化领导权？

二十世纪后半叶，革命文化陷入低潮，影视剧中解放区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形象发生巨大变化，“泥腿子将军”成为主流形象。

2001年，年代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播出，引起广泛关注，热度堪比当年的《渴望》。

表面上看起来，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位贫苦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石光荣（孙海英 饰），同出身书香门第，后投身革命的小资女生褚琴（吕丽萍 饰）拧巴但幸福的一生，但骨子里，却是小资文化对革命文化的一种控诉。

石光荣粗暴、专横，文化水平很低。褚琴扭秧歌时的“小腰”触动了他，令他“先看上了”。他“追求”褚琴，采取的是“速战速决”、“抄后路”之类的军事手段，抢在和褚琴互有好感文工团员谢枫表白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造成一种令尚对他非常陌生的褚琴不得不与他共入洞房的形势，将生米做成熟饭……

严格说起来，褚琴几乎是做为他的“俘虏”，在种种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中度过了一生。

至于闻名遐迩的《亮剑》，李云龙虽然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却不但耍性子、犯纪律，满嘴糙话、浑身匪气，而且还曾纵兵劫掠和擅自开战，更是完全颠覆了高营长、李连长、洪常青、黄秉光……等一系列人民军队指挥员的形象。

没有文化的“泥腿子将军”是要向“有文化”的旧文人俯首称臣的。李云龙以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战斗英雄之尊，还要在摆臭架子的乡绅田墨轩的门前罚站，并为了抗美援朝问题，被他用所谓“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这种混账话耳提面命地教训一番，一向桀骜不驯的李云龙居然诺诺连声。

这当然是编导的意淫与胡编乱造了。当其时也，我党刚刚取得全国的胜利，气势如虹，对反动势力摧枯拉朽，田墨轩这样腐朽的老爷们，咸于革命，表现进步之不暇，哪敢如此胡诌八扯？

至于“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说法，当然是混账话。

其一，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高于意识形态”，难道不是一种同意反复，不知所云的混账话吗？

其二，民族利益不是抽象的，必须以阶级利益表现出来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才是真正的民族利益。田墨轩喋喋不休地抽象谈论民族利益，无非是想用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冒充全民族利益罢了。

质言之，“泥腿子将军”的形象，所传递的暗示是：好吧，虽然你们夺了天下，但文化上你们是不行的，你们不文明，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留洋归来的买办知识分子、读过私塾的旧知识分子等等，才代表了文明。

二

《潜伏》的男女主角，余则成与翠平，在一定意义上说，几乎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与褚琴的镜像，不过男女互换身份而已。

余则成虽短暂地进入过解放区，但并没有受过什么熏陶与教育，只是见了一下李克农，所以，他仍然是国统区文化的产物。

然而，在剧中，余则成睿智、儒雅、缜密，文化水平很高，有君子之风，且有情有义，无论对左蓝还是对翠平，都能做到发乎情止乎礼。

翠平则来自解放区，虽然她早已是游击队长了，但在气质上，与《南征北战》中的女游击队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她在革命队伍中，似乎完全没有受过文化教育，满口粗话，动不动就开口骂人，“蠢得挂了相”。

当她初来乍到，不肯服从命令时，余则成拿出一张菜单，骗她说这是政委写给她的信，她竟信以为真。就是表达感情，也远不如资本家小姐晚秋优雅得体，只能用“余则成，大鸡蛋，我煮你”这种朴拙、滑稽的方式。

这当然是一种非历史的虚构，抑或蓄意抹黑。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整个中国再也找不到比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更重视文化学习的所在了。

毛主席明确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比如高玉宝，原是目不识丁的放牛娃，参加人民军队后，一边打仗，一边学文化，终于成长为著名作家。

翠平来自晋察冀解放区，这是全国知名的模范解放区，妇女识字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翠平如果连菜单和政委来信都无法区分的话，根本不可能担任游击队长。

而在1958年上映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来自延安的李侠，不仅机智勇敢，意志顽强，文化上也更加厚重，为了方便工作，他和来自上海的青年女工何兰芬假扮夫妻，一直在政治上启发她，文化上帮助她，最终赢得了她的爱情。

把《潜伏》和《永不消逝的电波》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显然后者更接近历史的本质。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进步青年向往延安，更无法解释中国革命的胜利。

余则成是国统区的文化形象，而翠平，则是解放区的文化形象。影视作品兜兜转转五十年，又回到了《关连长》。

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从未停止，《潜伏》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回合罢了。

谁有文化，谁才有资格统治——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