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白》争议不断：美化罪犯还是揭示人性？

摘要：最近，悬疑剧《漂白》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继“抄袭”风波后，这部剧又被批评为“美化罪犯”，忽略了真实案件原型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感受。问题是，这部剧真的在美化罪犯吗？还是说，它只是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去探讨人性的阴暗面？

《漂白》争议不断：美化罪犯还是揭示人性？

最近，悬疑剧《漂白》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继“抄袭”风波后，这部剧又被批评为“美化罪犯”，忽略了真实案件原型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感受。问题是，这部剧真的在美化罪犯吗？还是说，它只是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去探讨人性的阴暗面？

说实话，“美化”这个词用得有点重。毕竟，一部剧并没有决定社会道德航向的权力。《漂白》的叙事风格，其实和两年前大火的《狂飙》有点像，都是把镜头对准了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反派”，试图通过他们的视角，去展现罪恶的成立过程。换句话说，它并不是在为罪犯洗白，而是在探讨：为什么这些人会走上这条路？

不过，这种叙事手法也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当反派成为主角，观众会不会不自觉地代入他们的视角，甚至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某种“理解”或“同情”？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毕竟，谁不喜欢一个有魅力的反派呢？冷酷、聪明、不内耗、不怜悯，仿佛世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这种角色，往往比那些伟光正的主角更吸引人。

《漂白》里的四个杀人犯，就是这种“魅力反派”的典型代表。 他们不仅心狠手辣，还毫不畏罪。剧集一开始，四个杀手就站在海报的正中央，英姿飒爽，仿佛他们才是正义的化身。更让人咋舌的是，剧方甚至为他们量身定制了“肉联厂F4”的宣传口号。这种操作，难免让人觉得有点“过度包装”了。

当然，随着争议的发酵，这些宣传已经被撤下。但问题并没有消失：当一部剧把重点放在罪犯身上，真实案件的原型家属会怎么想？ 这是最近被广泛讨论的叙事伦理问题。毕竟，艺术创作虽然可以虚构，但它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现实。

《漂白》的案件原型，改编自上世纪末的“哈尔滨碎尸案”。1998年至2004年期间，一个四人犯罪团伙在全国各地杀害数人并肢解。剧集播出后，当年报道此案的记者王猛控诉《漂白》抄袭了他的稿件内容。 更让人唏嘘的是，剧中对案件细节的呈现，很多都是王猛亲自采访得来的。

回看那篇报道，叙事的确把重点放在了罪犯的潜逃历程上。 剧集沿袭了这一思路，把“邪不压正”的结果写在开头，然后把王千源饰演的反派头目邓立钢放在了绝对的叙事主位。从镜头语言到情绪流向，邓立钢几乎主导了全剧的节奏。问题是，除了“狠”和“变态”之外，这个角色并没有给观众留下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邓立钢的“狠”，确实让人头皮发麻。 他杀人如麻，对自己的兄弟和女人也毫不手软。王千源那张干瘦的脸，配上长发和胡茬，确实把那种粗粝的反派气质拉到了极致。但问题是，这种“狠”和“恶”，从审美上来说，有点过了。 观众对一个反派只有恐惧和厌恶，而没有一丁点共情，这个角色就很难算得上成功。

相比之下，剧中的女反派宋红玉（王佳佳饰）倒是更有层次感。 编剧为她安排了一个悲惨的身世：生于重男轻女的家庭，未成年就被迫辍学打工，最后被邓立钢威胁勒索，最终走上犯罪道路。这种“恶女”形象，确实很符合当下的审美潮流。 那些不受真善美规训的、具备疯癫气质的女性，似乎总能依靠罪恶得到关注。

但问题是，这种“美化”真的合适吗？ 原型案件的受害者之一看了两集后就没再看了，她说：“（剧情）把宋红玉美化了，其实她每天和杨轮番上阵打我俩，且用多种工具骑在我俩身上，打我俩全身。” 这种现实与虚构的落差，确实让人感到不适。

反派“上桌”的现象，其实并不新鲜。 二十多年前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冯远征饰演的家暴男安嘉和，至今仍是不少人的童年阴影。而2017年的《无证之罪》里，宁理饰演的冷血杀手李丰田，也让人印象深刻。反派更容易出彩，似乎已经成了共识。

但问题是，反派角色的魅力，究竟来自哪里？ 是他们的“恶”本身，还是他们身上那种复杂的人性？《狂飙》里的高启强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他的“恶”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外部环境一步步逼出来的。 他有着明确的社会性原因，也有着普通人能共情的世俗感情。这种角色，才能真正打动观众。

相比之下，《漂白》里的反派，就显得有些“真空”了。 他们的“恶”缺乏深度，更像是一种为了刺激观众而存在的符号。剧集对九十年代末东北社会的描绘，也显得有些单薄。 作为一个充满变革与阵痛的时代，东北本可以成为剧集的叙事背景，但《漂白》却选择了一种更简单粗暴的方式：用极致的暴力和血腥，去制造视觉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