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热播的《清明上河图密码》里，给观众呈现了一个繁华的北宋东京汴梁景象。尤其是，汴梁城的夜经济繁荣，人们可以随意夜游玩乐。

#剧集清明上河图密码#近期热播的《清明上河图密码》里，给观众呈现了一个繁华的北宋东京汴梁景象。尤其是，汴梁城的夜经济繁荣，人们可以随意夜游玩乐。

有人会产生疑问：中国古代不是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吗?

例如唐代长安城就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夜晚禁止出行，金吾卫负责巡查警戒。平日夜里路上除了更夫，若有行人便会被视为形迹可疑，要接受盘查甚至罪罚。

这在古装探案剧《唐朝诡事录》中就有明确反映。

《唐朝诡事录》中的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

难道《清明上河图密码》的编导们不知道这个历史常识吗?

其实不然，这与中国古代宵禁制度的变迁过程有关。

中国古代为何实行宵禁制度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昼为阳，夜为阴，阳动而阴静，人应该顺应天地运行之道安排生产和生活。

由此，人们也就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习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便是古代农耕社会生活方式的写照。

而且古代社会缺乏公共照明设施，人们在夜间只能借助月光、星光照路，在户外活动不便，“晓行夜宿”成为交通常态。

因此，古人除了奔丧、解押犯人等紧要事务之外，一般不会在夜间进行“披星戴月”模式的户外活动。

当然，夜间进行军事行动是一种战术，夜袭往往能出奇制胜。而且夜幕也是作奸犯科的保护色，月黑风高夜，杀人越货时。

于是，古代出于守备安全考虑，便在宫城、城池、关隘等重要区域禁止夜行，进而逐渐形成宵禁制度。

日暮时分，人们居家休息，城门关闭，禁止出行，便成为约定俗成的常态。

可见，宵禁制度既符合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和农耕社会环境条件，也利于人员管理，减少违法犯罪现象，稳定社会公共秩序。

中国古代在城市管理中，设置有专门的官员司夜，执行宵禁制度，也称为夜禁制度。

例如西周时期的《周礼》中记载有“司寤氏”负责夜禁，职能是：

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这是说根据星辰起落确定夜禁和解禁时间，并率部属巡查，严禁人们在夜间出行、游荡。

在东汉永宁元年（120年），汉安帝曾颁布《禁夜行诏》，其中明确规定：

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

钟指暮钟，漏指滴漏，都是计时工具，钟鸣漏尽的意思是说暮钟敲响，滴漏壶里的水流完，指代夜晚时分。

唐代成熟的宵禁制度

到了唐代，沿袭前代，将坊市（里坊）模式推向成熟。

在四周被城墙包围的城市里，切分成若干个方块，其中大部分作为居民区，称为“坊”；一小部分区域作为商业区，称为“市”。每个坊的四周都建有围墙和大门，与外面隔离。

例如唐代的长安城，有108坊和东、西二市。居民们购物只能到“东、西”二市，这也就是俗语“买东西”的由来。

宵禁制度也随之完善。例如每日黄昏时分，长安城的街鼓响起，也即“暮鼓”，城门与坊门会先后关闭；天亮后，街鼓响起，方可打开。

同时，“东、西”二市实行开闭市制度，上午开市，黄昏闭市。

白天的城市热闹非凡，每到入夜后却是一片静寂，“大街鼓绝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而且朝廷安排有专职军人看守坊门，巡查街道。

因而，居民在夜间都被限制在各自居住的坊内，不准上街晃荡。违者即为“犯夜”，会被罪罚，无论官员还是平民。

宵禁制度在唐朝成为城市管理的基本方式，在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就有上述唐代坊市、宵禁的相关情节。

但是，这种近似于监狱管理模式的严苛形态，又谈何彰显盛世长安呢?

这便是例外的上元开宵禁和夜市的特殊制度。

上元是指农历正月十五。西汉时有在这一天燃灯祭祀太一神的习俗。而且这一天是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被称为元宵夜。

由此，这一天逐渐演变为包括灯节、吃汤圆、喜庆祈福等方式的重大民俗节日。

在唐代，为了庆祝上元节，营造与民同乐的氛围，朝廷破例连续几天不实行宵禁。朝廷和民间组织了一系列娱乐项目，人们可以在夜间出门赏月、放灯、游玩。

然而，随着唐代社会的繁荣发展，白天时间难以满足需求。

于是，夜市悄悄出现，商人们在地下“黑市”进行商业贸易。一些享有特权的达官贵人，则像白天一样聚会娱乐。

对于这些地下的夜经济，只要不危及社会治安，管理部门则是睁只眼闭只眼。电视剧《唐朝诡事录》中对此就有所呈现。

唐代对于宵禁制度的破例、变通，则为后世的夜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宋代蓬勃发展的夜经济

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割据、更迭，社会动荡。宋代则结束了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

在宋代，宵禁制度逐渐松弛，夜经济得以放松束缚，蓬勃发展。

为何改朝换代就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这其中有几方面因素的推进。

其一，商业思想意识增强

中国自古重农抑商，但到了宋代，一些开明人士则主张发展商业。从朝廷到民间，商业思想日渐增强。

例如曾在北宋朝廷决策层任职的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主张"使商贾有利而通行，则上下济矣""榷法不宜太多"，反对"与商贾争利"等。

其二，“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崛起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不断聚集，由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产所有者、仆役、走卒、闲汉食客、倡优浪子以及落魄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阶层，不断壮大。

这个社会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种类多样，催生了“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

于是，城市街巷交错纵横、四通八达，商铺、餐馆、酒肆、客栈、作坊等，以及以勾栏瓦舍为标志的休闲娱乐场所，与居民区混杂布设，民商杂处，流动商贩可以沿街摆摊、叫卖，人间烟火气浓郁。

居民可以自由出入，穿行其间，随意选择消费。

宋代张择端画作《清明上河图》（局部）

其三，在城市管理形态上，以“厢坊制”替代“里坊制”格局。

随着生产力发展，尤其是手工业、商业贸易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种类和商业形态逐渐丰富。

面对大量流动人口，活跃的商业，以及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生活，传统、封闭式的“静态管理模式”遇到严重挑战，难以继续推行。

于是，宋代朝廷顺应时代趋势，突破历史定式，施行一系列变革。

在宋代，设置了新的基层政权机构“厢”，管辖一定数量的“坊”，厢坊制成为城市的一种新的行政区划制度。

“厢”相当于现代中国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坊”相当于居委会。

相应地，“坊”之间的隔离围墙被推除，成为四通八达的开放性居民区。而且，朝廷允许在坊、厢里设立商业区。

从而，传统、封闭的“里坊制”格局被打破，出现了商业区和居民区相伴而生的形态。这样既为居民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促进了商业及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互惠互利。

北宋时期，东京汴梁则是这种城市格局的典范。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里即有反映。

宋代在城市管理模式方面，改“坊市”为“厢坊”管理模式，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大变革。

但是，宵禁本身具有军事防备和维持治安的重大意义，而且宋代自开国之初就以“崇文抑武”为统治理念，因而宵禁制度并未被废除。

在关隘、边境地区，依然执行着严格的宵禁管理。

在城市，宵禁制度依然实行，但是为适应社会现实，限制日趋宽松，也即“放夜”。

朝廷积极采取新的夜间管理措施，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对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击，以保障夜间社会秩序的整体稳定。

例如开封府“掌京城斗争及推鞫之事等”的军巡院，职责被延伸，也负责维护夜市的公共秩序及治安。

《清明上河图密码》剧照

再如在沿袭上元节开宵禁的传统之上，朝廷主张普天同庆，延长解禁日期，甚至汴梁城从每年冬至日延长到元宵节后。

在此期间，全城张灯结彩，流光溢彩，载歌载舞，市民们可以自由出门游赏，纵博群饮，呼朋命伎，欢天喜地闹新春。

宋代文学家范成大的《灯市行》诗中，即有“酒垆博簺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的诗句描述。

在宋代，城市的居民区与商市在时间与空间上得以不断扩展与延伸。从而催生出了丰富的夜市经济和市民文化，普遍地存在于都城和繁荣的江南城市之中。

宋代理学家刘子翚（huī）有诗吟咏汴京酒楼的典型代表“樊楼”：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夜市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商业繁荣的显著标志，这也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对中国历史文化深有研究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说过：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生活方式最小资、最精致的一个朝代。”

但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这种这种沉迷生活享受的现象也出现了畸形发展，以致于在宋代形成了以追求享乐及侈靡生活为时尚的风气。

商品经济繁荣的宋代，终因政治腐败、军事薄弱而亡国，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宋代以后，夜市及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宋代的城市管理模式也成为后世发展城市形态的借鉴样本。

但是，宵禁作为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维持秩序的基本制度，一直延续。

到民国中期，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宵禁制度，才被逐步废除。

来源：颖子影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