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影视领域，《我是刑警》这部电视剧引发了诸多思考。有人说，再好的编剧也难以完全想象真实的案件，而这部源于真实案件题材的剧，其最大亮点便是真实性。我们看过许多悬疑、侦破剧，剧中主人公看似高智商破案，情节神奇，但多是编剧的想象。在真实环境尤其是技术手段不发达的年代

在影视领域，《我是刑警》这部电视剧引发了诸多思考。有人说，再好的编剧也难以完全想象真实的案件，而这部源于真实案件题材的剧，其最大亮点便是真实性。我们看过许多悬疑、侦破剧，剧中主人公看似高智商破案，情节神奇，但多是编剧的想象。在真实环境尤其是技术手段不发达的年代，刑警破案靠的是扎实地到现场勘察、了解，然后还原过程。

例如清江爆炸案，秦川提出以物找人，在报案现场划分小格子，刑警和法医们在其中搜寻线索，可因爆炸太彻底，起初未找到有用证据，大家几近绝望，但刑警坚持扩大搜索范围，从 50 米到 100 米再到 200 米，最终在距案发现场 150 米处发现一个遥控器，成为破案突破口。

此后，先判断遥控器类型，请教专家得知是摩托车遥控器，接着在当地所有销售门店排查无果，在绝望之际，秦川又提议扩大范围到临近县市询问，工作量倍增。最终，在当地刑警队长带领下，终于在附近县城一摩托车门店找到线索。不过，该摩托车店门口摄像机保存时间短，所幸对面饭店摄像头保存时间长，最终调出嫌疑人视频、图片，从而锁定了嫌疑人。

这一过程被秦川形容为“结硬寨，打呆仗”，尽显案件侦破的艰难，可以说这部电视剧中的案例都没有轻易成功的捷径，而是靠一点一点拼凑线索完成的。这也是真实世界中的现实状况。

无独有偶，在三个小女孩受害案件中，遗憾的是案发之初，当地刑警未能及时提取附近超市摄像头的证据，导致丢失重要线索，致使侦破过程异常艰辛，故事也变得无比曲折。

临床工作与破案其实极为相似，表面上，临床医疗工作与刑事案件侦破似乎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一个是救死扶伤的生命守护，一个是打击犯罪的正义伸张。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究，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令人惊叹的共通之处，宛如两条看似平行的轨道，实则有着内在的紧密交织。

很多临床案例诊疗过程并不简单，需要像抽丝剥茧般一点点寻找证据，甚至有时竭尽全力也未必能立刻厘清问题。比如会诊或处理复杂病例时，要从病人口中了解具体病情，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下级医生的汇报；要到床边亲自查看病人，将整个病程用图表列出，从中寻找线索，推断可能的问题，包括用药情况等，然后提出假说去推理。在这过程中，还需要多学科团队共同合作，还要面临无数不确定的挑战。

无论是临床工作还是破案，信息收集都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且都要求全面性与细致性。

在刑事案件侦破中，案发现场就是信息的宝库。以一起复杂的谋杀案为例，警方到达现场后，需要对每一个角落进行勘查。从尸体的位置、姿态、伤口特征，到周围的血迹分布、是否有打斗痕迹、遗留的毛发、指纹、脚印等物理证据，无一遗漏。例如，在著名的 “白银连环杀人案” 中，警方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侦破过程中，不断梳理案发现场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哪怕是极其细微的线索，如凶手留下的独特作案手法、受害者的特定特征等，都被详细记录和分析。每一个新的案件发生后，这些信息被重新整合比对，最终成为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关键。

在临床工作中，患者的病史采集就如同案发现场勘查。医生需要详细询问患者的症状起始时间、发展过程、伴随症状、既往病史、家族病史、生活习惯等。比如，一位因不明原因腹痛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要了解腹痛是突然发作还是逐渐加重，疼痛的具体部位、性质（是绞痛、刺痛还是隐痛）、是否有放射痛，是否伴有恶心、呕吐、腹泻、发热等其他症状。同时，还要询问患者过去是否有过消化系统疾病、是否有药物过敏史、家族中是否有类似疾病患者等。这些信息看似琐碎，但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为准确诊断提供重要线索，如同破案中一个微小的指纹可能成为突破案件的关键证据。

临床诊断与案件侦破都离不开严密的逻辑推理，从已知信息中推导出未知的真相。

在破案过程中，侦探需要根据收集到的各种线索进行逻辑分析。以 “辛普森杀妻案” 为例，警方发现了一系列看似指向辛普森有罪的证据，如现场的血迹、带有其血迹的手套等。然而，辩护律师则通过对证据链的逻辑分析，指出证据收集过程中的漏洞以及某些证据存在的不合理性。例如，那只带有血迹的手套，在庭审现场辛普森试戴时却无法戴上，这引发了对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的质疑。侦探和律师都需要运用逻辑推理，构建起证据与犯罪事实之间合理的因果关系，排除不合理的假设，最终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况。

在临床工作中，医生面对患者的症状和检查结果进行诊断时也是如此。例如，一位患者出现咳嗽、咳痰、发热、乏力等症状，胸部 X 光显示肺部有阴影。医生需要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推理，判断可能是肺炎、肺结核、肺癌还是其他肺部疾病。如果是肺炎，是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还是支原体肺炎？医生要结合患者的病史（如近期是否有感冒流行病史、是否去过疫区等）、实验室检查结果（如血常规中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比例、C 反应蛋白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如果白细胞计数升高、中性粒细胞比例增加，C 反应蛋白明显升高，更倾向于细菌性肺炎；若淋巴细胞比例升高，可能是病毒性肺炎。这一系列的推理过程就像侦探在众多线索中梳理出犯罪的脉络一样，需要严谨且符合逻辑。

临床工作与破案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团队协作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刑事案件侦破中，涉及到多个警种和专业人员的协作。刑警负责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追踪嫌疑人；法医专注于尸体检验、伤情鉴定，为案件提供科学的医学依据；技术人员则负责对物证进行分析，如指纹鉴定、DNA 检测等。例如，在侦破一些重大的跨地区犯罪案件时，各地警方需要协同作战，共享信息资源，形成一个庞大的侦查网络。同时，警方还可能需要与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如心理学专家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画像，帮助警方缩小侦查范围；痕迹学专家对特殊痕迹的解读等。

在临床工作中，同样是一个多学科团队协作的过程。对于一位患有复杂疾病的患者，如患有多种基础疾病且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患者，内科医生负责整体病情评估和基础疾病的治疗调控；外科医生在需要手术干预时发挥关键作用；影像科医生通过各种影像学检查（如 CT、MRI、超声等）提供准确的解剖结构和病变信息；检验科医生提供各项实验室检查数据，帮助判断病情进展和治疗效果。例如，一位患有冠心病、糖尿病且因急性胆囊炎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心内科医生要评估患者心脏功能能否耐受手术，调整冠心病的治疗方案；内分泌科医生控制患者的血糖水平；普外科医生进行胆囊切除手术；而麻醉科医生则要在手术过程中保障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确保手术顺利进行。各个学科的医生就像破案团队中的不同警种，相互配合，为患者的健康共同努力。

临床工作和破案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从业者具备坚持和探索的精神。

在一些悬案侦破中，警方可能会面临长时间毫无头绪的困境。例如，“南大碎尸案”，尽管多年来警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侦查，但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和线索的稀缺性，至今仍未侦破。然而，警方从未放弃，不断重新审视案件细节，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如近年来的基因检测技术升级）对旧证据进行重新分析，期待有朝一日能够揭开真相。这种在不确定性面前的坚持，是对正义的执着追求。

在临床工作中，医生也常常会遇到疑难病症。例如，一些罕见病或罕见的并发症，可能在现有的医学知识和经验范围内难以迅速诊断和治疗。医生可能会尝试各种治疗方案，但效果不佳。然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而是会查阅大量的医学文献，与国内外的同行专家进行交流探讨，参加学术会议获取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开展临床研究探索新的治疗方法。以渐冻症为例，目前全球的医学研究都在努力探索其发病机制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尽管进展缓慢，但医学工作者们始终在这片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中坚持探索，希望为患者带来希望。

临床工作与破案在信息收集、逻辑推理、团队协作以及面对不确定性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共通之处。这两个领域都像是在迷雾中寻找真相的旅程，从业者们凭借着专业知识、敏锐的洞察力、严谨的态度和不懈的努力，在各自的 “战场” 上为守护生命健康和维护社会正义而奋斗。无论是解开患者身体的疾病谜题，还是侦破刑事案件的真相谜团，他们都是社会秩序与人类福祉的守护者，在不同的舞台上演绎着相似的解谜传奇。

来源：沈凌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