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间常说的“人生四大喜事”，就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民间常说的“人生四大喜事”，就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金榜题名的头名就是状元。对古代许多有志青年来说，中状元算得上最梦寐以求的事了。

那在古代，一旦中了状元，朝廷一般会授个什么官呢？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得先把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度了解清楚。

科举，最早在南北朝时冒了头，到了唐代才算正式立起来，再到宋代才慢慢成熟、定型。

隋朝虽然办过三次科考，但多半是临时起意，而且报名还有门槛，得先有高官推荐，读书人才能去考。

另外，隋朝时期还没有“状元”这个叫法，“只要考中了，统称进士”。

所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状元，是在唐朝才出现的。

隋朝倒了之后，唐代对科举做了改动，让它一步步完善起来。

改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推行“投牒自应”——读书人可以自己报名，不用非得靠官员推荐；

第二个，考试慢慢走上了正轨，基本能固定下来，一般一年一次。科目分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合起来叫六科；

第三个，搞了糊名制度，考生的卷子上把名字遮住，为的是让考试更公正些。

不过唐代科举还是有漏洞。

比如糊名制虽然能挡住考生信息，但考官要是认得笔迹，照样能钻空子，徇私舞弊。

这个毛病一直到了宋代，又加了个誊录制，派专人把卷子重新抄一遍，才算把漏洞堵得差不多了。

考试流程上，唐代考生大致分两类：生徒和乡贡。

乡贡，多半是自个儿苦读出来的读书人。

他们得先过地方州县办的“发解试”。

过了的，州里给发一张“解状”，身份就变成了“乡贡”，也就是常说的举人。

这里面考第一的，叫“解元”。

生徒呢，是官办学堂里培养出来的学生。

他们可以直接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

当然，要是没从官学毕业，还是得先过“发解试”这道坎。

省试过了的考生，叫及第，也可以叫登科、登第、擢第什么的。

其中进士科的头一名，就叫“状元”。

走完这套流程，科举及第的人还得参加吏部的“关试”，也叫“铨试”。

过了这一关，才算真正有了当官的资格。

接下来就等着朝廷给安排差事。

至于能做什么官，往往得看运气和本事。

在唐代，状元没有固定的官职，也没有什么专门的培养路子，头一回授官多半只是七八品的小官。

比如大诗人王维中了状元之后，也就当了个太乐丞，从八品下，管的是宫廷里的礼乐教习。

连状元都是这个起点，名次靠后的就更不用说了，常常得候补等缺。

要是想早点给朝廷出力，还可以参加吏部的两类考试：“宏词”和“拔萃”。

考过了能快点授官，但也谈不上多高的位子。

比如白居易进士及第后在家闲了两年，直到考中“书判拔萃科”，才被授了个秘书省校书郎。

据统计，唐朝289年（包括武周时期）一共开科取士268次，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最后做到宰相或副宰相的，也就11个。

而且这11个人大多出现在唐朝快完的时候，初唐和盛唐那阵子，几乎没人能爬到中枢去。

从这里能看出来，唐代虽说科举不分贵贱，确实让不少寒门子弟进了官场，但中前期的大权还是捏在士族门阀手里，读书人的整体地位并不算高。

北宋立国之后，一开始基本照着唐朝的规矩来。

但开宝六年（973年），出了个“李仿科举案”，宋太祖干脆亲自在讲武殿搞了场殿试，重新发榜录取。

打这以后，科举又多了殿试这一关。

省试的头名改叫“省元”，殿试的头名才叫“状元”。

殿试录取再按成绩分成三等：一等叫进士及第，二等叫进士出身，三等叫赐同进士出身。

需要留意的是，宋朝早期殿试是刷人的。

而且宋代的举人资格不是终身制。

也就是说，殿试要是没过，就直接打回原形，从头再来。

这种“末尾淘汰”实在太狠了。

宋人的笔记里记过这么一段：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

好多离京城远的读书人，光是进京赶考就把家底掏空了，一旦落榜，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只好投河。

也有人不甘心去死，不但不想死，还想接着求官，于是走了另一条路：投敌。

比如宋仁宗时候的张元，因为殿试被刷下来，一怒之下叛宋投了西夏，给李元昊出了不少主意，害得西北宋军折了几十万。

宋哲宗那时候吸取了教训，殿试不再刷人，只负责排个名次。

因为宋代考试难度大，又取消了铨试，殿试一结束，新科进士就能直接授官。

名次靠后的大多派到地方上去。

状元呢，通常留在京城，从将作监丞（从六品）或大理评事（从七品）做起。

不过，状元要是想有大出息，往往还是得外放历练一番。

只有攒够了地方上的执政经验，才更有可能调回京城，一步步进到权力核心。

比如宋初的名臣吕蒙正，中状元后头一个差事是将作监丞，后来外放做了昇州通判，再回京当户部尚书、平章事，最后拜了相。

据统计，两宋118位状元里，官至宰相或副宰相的有25人。

这个比例比唐代高出一大截，看得出宋朝对读书人这一拨更倚重。

另外，宋代真正最难考的其实不是科举，而是“制举”。

唐宋那会儿，皇帝为了网罗非常之才，会临时下诏设制科。

两宋319年里，总共办了22场制科，通过御试的只有40个人。

而这40个人里头，却出了10个宰执，像夏竦、富弼、苏辙这些人都在里面。

元朝在科举上，把金、宋两朝的旧制揉在了一起，发解试改叫乡试，头名还叫解元；省试改叫会试，头名叫会元。

但选人这块，元朝延续了金朝的做法，对不同人群区别对待。

比如乡试的时候，蒙古人、色目人只考“经义”“对策”两场，汉人、南人就得加考一场。

会试也一样，汉人、南人照样得加试。

总的来看，蒙古人、色目人的考试要简单些，可录取名额却一样多：蒙古、色目、汉、南各取二十五名。

殿试完了放榜，分左、右两榜：蒙古人、色目人列右榜，汉人、南人列左榜。

光从流程就能看出来，元朝统治者一直护着蒙古、色目人的特权地位。

所以虽说两榜的头名都叫状元，但真正受重用的，往往是右榜的状元。

左榜的汉人、南人状元大多不受待见，仕途的路子窄得很。

比如元朝唯一“连中三元”的王宗哲，要搁在宋代，十有八九能进宰执，可在元朝，只做到佥事，史书上也没留下什么名声。

元朝这种上层靠贵族、下层用胥吏，还把科举士人往外推的做法，跟国情不合，很难长久。

所以明朝一立国，明太祖就大大抬高了读书人的地位，还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

可没过多久，朱元璋又改了主意。

他发现科举选出来的人不少名不副实，于是下令停了科举，一停就是十年。

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才恢复，两年后又颁布了《科举成式》，把明清五百多年的科举框架给定下来了。

明清的科举分五级：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

童试又分县试、府试两段。

县试由各县知县主持，通常每年二月开考，连考五场。

县试过了，学子在四月参加府试，由府官主持，连考三场。

过了县、府两试的叫“童生”，意思是有基本的文化底子和写作能力。

但不少人考到头发都白了，还只是个童生，《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就是这样。

院试多半在府州学院里考，分“岁试”“科试”两级，由各省学道主持。

岁试相当于童生的“入学”考试，过了的叫生员，也就是秀才。

在明代，中了秀才就算跳出平民阶层了，能享一些特权，比如免丁粮，还有些司法上的礼遇，上堂不用下跪什么的。

科试呢，是对秀才的继续考核，每两年一次，只有成绩好的才有资格去考更高一级的乡试。

成绩差的要受罚，严重的连秀才资格都可能被革掉。

乡试每三年一次，连考三场，时间多在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

录取名额不固定，朝廷按各省人口调，少的几十，多的上百，全国加起来大约一千到一千三百人。

乡试可以说是明清科举里最关键、也最难的一关，因为录取率低得吓人。

比如天启七年（1627年）江西乡试，五千三百多人来考，中举的只有一百个，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二。

落榜的回去再战；中举的前程就大不一样了。

明清两代的举人是终身身份，比秀才多不少特权。

而且举人算“正途出身”，有资格做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范进中秀才还被人瞧不起，一旦中了举，就门庭若市，连张乡绅都主动来攀亲，送银子送房子。

会试通常在乡试次年二月初九开考，由礼部主持。

会试也是三场，每科录取大约三百人。

统计下来，明代九十科乡试共取举人十万多，通过会试的约两万四千五百人左右，举人“上岸”的比率大概两成。

另外，落第的举人也可能进副榜。

副榜入选的可以授比较低级的官职。

明代不少府、州、县学的教官，多半由会试副榜的举人担任。

为了让他们安心教书，朝廷还设了奖励：

干满三年以上、学问品行好的，可以升国子监监丞、助教这些；

要是有从政的本事，可以升推官、知县；

教满九年，府学教授可以升国子监监丞、助教、学正等。

其中四十以上、五十以下的举人出身，还可以再考一次，考中了授知县。

拿今天的话类比，副榜举人充教，大概相当于有编制的老师，教满一定年限、考核过了，有机会转去地方做行政实职。

所以明清时期由举人当县官的比例不低，不少小县的县令多是举人出身。

但因为举人不是皇帝亲点的“天子门生”，升迁有门槛，很难爬到高位。

所以很多举人还是会接着考会试。

会试过了之后，殿试只排名次，不刷人，可还是关键，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升迁路子。

殿试只考一场，题目是时务策一道，由内阁先拟好几道，临考前皇帝圈定。

前三名由皇帝亲点，赐进士及第：头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

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的头一名都叫传胪。

殿试之后，状元通常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干的活儿多是记录皇帝言行、进讲经史、起草典礼文稿这些。

其余进士还得参加“馆选”或“朝考”，结合殿试名次分别授官。

最优秀的五十多人进翰林院，能靠拢中枢；没进去的，二甲多半留在京城做闲职，三甲多半外放地方。

翰林院修撰虽然品级不高，只有从六品，但属于清要的职位，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前途很大。

可皇帝的秘书多了去了，状元最终能走到多高，还得看自个儿的本事。

表现好的，比如商辂、李春芳、申时行，二十来年就能入阁，甚至做到内阁首辅。

表现一般但身体好、活得长的，也可能熬到尚书再退休。

比如王守仁的父亲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年）中了状元，当官二十多年，好不容易摸到入阁的门槛，却因为不肯依附宦官刘瑾，被明升暗降，调去南京做吏部尚书。

至于表现不行的，往往就默默无闻了。

比如成化二年（1466年）的状元罗伦，缺了点政治城府，老得罪权贵，做了四年官就称病回家了。

更倒霉的像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凭真本事中了状元，却被朝里朝外当成“关系户”。

张居正一死，张懋修气得投井没死成，绝食几天也没死，最后还是被削籍为民。

统计下来，明朝276年总共出了90位状元，官做到大学士的只有17人。

清朝基本照着明朝的规矩来，新科状元出来后，也授翰林院修撰，朝廷当栋梁来培养。

但清朝吸取了明朝翰林系统太封闭、内阁成员缺实务经验的教训，所以清代状元多半有基层历练的经历，朝廷再从中挑人当督抚、大学士这些要职，这一点跟宋朝有点像。

不过也得看到，清朝中后期捐官的风气很重，有钱的豪绅能拿钱买官，加上八旗子弟有特权，读书人往上爬的空间比明朝窄了不少。

据统计，清朝114位状元里，最后做到大学士的只有11个；就算把协办大学士算上，也就14个。

回过头来看，从唐代头一个状元孙伏伽，到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中国大一统的朝代里总共出过508位文状元。

放在一千多年里，平均两年才出一个。

状元本来就金贵，真正功成名就的更是凤毛麟角。

那为什么状元的“成材率”显得这么低呢？

这跟历代统治者对科举到底有什么用，心里头门儿清有很大关系。

朱元璋就说过：“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

文章写得好，就能当好官？在他看来未必。

所以洪武年间才一度停了科举。

但没有科举也不行。

在朱元璋眼里，科举虽然筛不出多少真正干实事的人才，却能把民间的聪明人都收进朝廷。

此外，科举还是一套分配权力的制度工具。

这也正是朱元璋晚年死磕“南北榜案”的原因之一。

要是光看学问，南方士子普遍更强；但要是只从南方取士，北方人心里能服吗？

所以说，科举的核心价值在于笼络人才和分配权力，而分配权力的人，是皇帝。

皇帝说你是人才，你就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皇帝说你不行，你也可能“朝为宰相，暮为死囚”。

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帝王常常对贪腐睁一眼闭一眼，却对科举舞弊往死里打。

因为官员要是敢跟皇帝抢“权力分配权”，那就是在找死。

至于那些屡试不第的，科举对他们来说更像一张画出来的大饼。

虽然看得见够不着，但为了“鲤鱼跃龙门”，无数落第的人还是会觉得，失败只是自己还不够用功，于是接着苦读，无形中反倒帮皇权稳住了根基。

对此，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让真正有本事的人把时间耗在考试里，还有谁能跟我作对？谁还能动我的江山？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等到科举制度在宋代慢慢定型之后，农民起义军的整体素质就越来越低了；反倒是元朝那个不拿科举当回事的朝代，才冒出了一大批有本事的义军。

来源：深巷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