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爆火出圈：苏轼堪称最早编剧，更与钱氏后人结下深情

摘要：近期以五代十国历史为背景和内容的电视剧《太平年》广受关注，但谈起这段历史，宋朝人应该最有发言权。因为宋朝离这段历史最近。大文化人苏轼，自然也关心这个事。他写过一篇八百多字的《表忠观碑》，或许可算是《太平年》的最早编剧。

近期以五代十国历史为背景和内容的电视剧《太平年》广受关注，但谈起这段历史，宋朝人应该最有发言权。因为宋朝离这段历史最近。大文化人苏轼，自然也关心这个事。他写过一篇八百多字的《表忠观碑》，或许可算是《太平年》的最早编剧。

在《表忠观碑》中，苏轼详实记载了吴越钱氏的三代功业，原文如下：

谨按故武肃王镠，始以乡兵破走黄巢，名闻江淮。复以八都兵讨刘汉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则诛昌而并越，尽有浙东西之地。传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孙忠显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师。其后卒以国入觐。三世四王，与五代相终始。

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孑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乱，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负其崄远，兵至城下，力屈势穷，然后束手。而河东刘氏百战守死，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酾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

三苏祠东园碑廊《表忠观碑》

通读这篇碑文就能发现，从钱镠凭借乡兵击败黄巢、立足杭州，到先后平定刘汉宏、董昌叛乱，占据浙东浙西全境；再到后世诸王传承基业，辅佐周世宗、保全吴越百姓，最后钱俶主动纳土归宋、避免战火蔓延，每一个关键节点，《太平年》里的诸多内容和情节都是按这个走。

比起碑文与电视剧的硬核历史联动，更有温度更有意思的是苏轼和吴越王后人钱穆父的交往。钱穆父（钱勰），是吴越武肃王钱镠六世孙，对应到《太平年》的剧情里，正是剧中七郎钱弘倧的曾孙。不过这段渊源背后，藏着一段略显尴尬的小插曲：吴越国实际传承是“三世五王”，传承顺序依次为钱镠→钱元瓘→六郎钱弘佐、七郎钱弘倧、九郎钱弘俶，可苏轼在《表忠观碑》中明确写下“三世四王”，偏偏把钱穆父的曾祖父钱弘倧排除在了四王之外。

苏轼这么写，倒真不是他搞错了，恰恰是实事求是地对历史做了处理。钱弘倧在位仅有短短几个月，就被权臣胡进思逼迫退位，执政时间极短，也没有留下突出的执政功绩，在吴越国的传承中存在感较弱，所以苏轼在总结钱氏核心功业时，便将其归为四王体系之外，但钱穆父显然没计较这个小细节，丝毫不影响两人的交情，毕竟苏轼写的也没错。

真正让历史记下两个人深厚友情的是苏轼的一首千古送别词。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春天，钱穆父从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调任瀛洲（今河北河间）知州，赴任途中特意绕道杭州，只为与好友苏轼相见。

此时的苏轼，正担任杭州知州，可他自己也接到了朝廷召回京城的诏令（所以词中说“我亦是行人”），同样面临仕途漂泊、人生聚散的处境，两人相见，更是多了几分感同身受的唏嘘。几杯酒下肚，苏轼挥毫泼墨，写下了千古名篇《临江仙·送钱穆父》：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