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监狱是江湖，管理战犯的监狱无论叫解训团、战俘营，或者其他什么名字，它也是监狱，而管理战犯的监狱则是一个特殊的江湖，这个江湖有监狱共有的江湖文明，也有其特有的江湖文明。这里关押的人大致有两大特点，一是平均文化水平高于监狱关押的普通战犯而且全部是见过世面、经历过风

监狱是江湖，管理战犯的监狱无论叫解训团、战俘营，或者其他什么名字，它也是监狱，而管理战犯的监狱则是一个特殊的江湖，这个江湖有监狱共有的江湖文明，也有其特有的江湖文明。这里关押的人大致有两大特点，一是平均文化水平高于监狱关押的普通战犯而且全部是见过世面、经历过风雨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二是他们所犯的罪不能以事实论之，如果按照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的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判决的话，恐怕解训团早就应当散伙了，抓十个枪毙九个恐怕活命那一个还有可能是侥幸逃脱的。而在中共现实的战犯改造中，“一个不杀、一个不判”的战犯改造政策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从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这个决策是几年以后的事儿。而在建国前后，还是杀了一批、判了一批的，这是事实，包括解训团的干部（恐怕不是大部分、绝大部分，而是极多数，近乎百分之百的极多数）同样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他们不可能在上级无明确政策的情况下说，你们没事的，将来还会特赦的，除非我们写的是令人作呕的穿越小说。

在监狱或看守所这个江湖之中，犯人或犯罪嫌疑人的情绪波动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案例，都会让他们产生常人不可思议的思想和行为来，更何况当时全国性的法律尚不完备，对于战犯的相关政策还没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地、各野战军、各有关管理部门制定、执行的政策尚未一致，因而在战犯中产生一些反复、波动，甚至是过激行为都是极正常的事。更何况有一部分人是抱着关几天、高喊几句口号就有可能被释放了的心理；有的人抱着只要我不交代罪行，政府就对我无可奈何的心理；有的人抱着严重的旧道德要为蒋氏政权从一而终的心理；有的人抱着必死无疑，活一天就活一天而随波逐流的心理；有的人甚至把新政府看成了他们的旧政府而试图拉拢管理干部侥幸得脱；有的人则抱住和新政权不共戴天，决战到底的心理呢。要知道，杜长官是被关押整整七年以后思想才开始解封的，而黄培我先生于二十六年后出狱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认为我还没有改造好，政府非说我改造好，把我放了不可。”言下之意，令人感慨啊。

而作为我们故事主人公313部队的几个小战犯，在历史的长河中本不可一提，他们所谓的政治立场远没有杜长官、黄培我等首要战犯那样反动，也不可能有沈醉先生笔下那些重要战犯的故事精彩，但他们为了各自的生存，也正在上演着属于他们这个级别的一幕幕鲜活的悲喜剧。

其实，今天他们所要学习的内容很简单，就是阅读一下处决战犯徐振中的报道，然后说上这样几句话：“与罪大恶极的战犯徐振中相比，我的罪行同样是人民所咬牙切齿的，是不可饶恕的，更是罪有应得的，政府和人民判我什么刑罚，我都能领受，只是恳请政府给我一个改正自新的机会，让我重新做人。”然而，让他们这群人写出这样几句“标准答案”来，那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的心中，那就是在自己的死亡判决书上签字。

而作为313部队灵魂人物的王镜宾更知道，真正的刑罚将会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始了，无论以前大而化之的“三问”（我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来这儿干什么？），还是痛批周涤洲的“三问”，甚至是讨论徐蚌会战的得失，对于自己而言那都是在清点别人脸上的“麻子”，整个战役的失败、整个中华民国的失败与自己一个小小的情报人员关系并不太大，或者说自己的影响与罪恶都是微乎其微的。然而，随着对徐振中这样家伙的一声枪响，说明“青春痘”已经“长”到了自己脸上，查摆别人脸上的“麻子”即将成为历史，摆在自己面前的好日子，恐怕不多了。而王镜宾的情绪也正在如瘟疫一样传染着，这就是监狱这个江湖的思想与行为“艺术”。

“杀鸡儆猴尔，杀鸡儆猴尔！”姚云刚刚面无表情地放下报纸，关群即跳将出来，大声说道：“让我们学习这样的报纸，什么意思？吓唬我们而已！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一身正气，有何惧哉！”

黎明的脸色也变得苍白，他喃喃自语：“就是啊，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吗？不正在说淮海战役嘛，怎么又突然间让学习起报纸来了。”

郑成又拿起放在姚云面前的报纸来，看了好大一会，才说：“从罪行上来看，这个徐振中，是个中统特务，还加入了日本人的特务系统，是个大汉奸，和八路军作对多年，伤害这么多中共党员和无辜百姓，罪有应当，罪有应当。我们，我们，不，不，不至于吧？”

曲昂也哆嗦着放下手中的记录笔，小声地问着：“我们，不是已经投降了吗？”

关群冷笑一声，骂了句：“软骨头，投降，人家给你开证明了吗？人家给你打保票了吗？人家给你说喊两句打倒老先生就不追究罪责了吗？幼稚可怜，异想天开！”

313部队的灵魂人物王镜宾一直没有说话，他的内心里在想，顾美娟是不是把自己的事全部捅给新政府了？

来源：一哥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