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的名义》中，贪腐枉法、践踏规则的祁同伟，收获远超正面形象侯亮平的追捧；《古惑仔》里打打杀杀、游走灰色地带的江湖人物，曾被不少年轻人视作人生范本。观众一边清晰知晓角色行为触犯法律、违背公序良俗，一边却将其奉为“男人榜样”“理想伴侣”，这种道德认知与价值崇拜

《人民的名义》中，贪腐枉法、践踏规则的祁同伟，收获远超正面形象侯亮平的追捧；《古惑仔》里打打杀杀、游走灰色地带的江湖人物，曾被不少年轻人视作人生范本。观众一边清晰知晓角色行为触犯法律、违背公序良俗，一边却将其奉为“男人榜样”“理想伴侣”，这种道德认知与价值崇拜的割裂，绝非简单的“三观不正”，而是折射出影视教育功能与大众接受心理之间的深层错位，更倒逼我们思考：肩负教化使命的影视作品，其意义究竟该如何实现？

影视作品从来不是单向的道德宣讲台，它的传播效果，从来不是创作者“想教什么”，而是观众“能看懂什么、愿意信什么”。祁同伟之所以被追捧，本质不是观众崇拜贪腐，而是角色身上承载了普通人对“阶层突围”的共情——从寒门学子到权力边缘的挣扎，被现实磋磨后的妥协与偏执，戳中了许多人在生存压力、阶层固化下的无力感。观众投射的不是对贪腐的认同，而是对“不甘平庸却无路可走”的自我慰藉，将角色的悲剧性误读为“血性”，将投机钻营曲解为“生存智慧”。同样，《古惑仔》的流行，也并非青少年向往暴力，而是被角色间的义气、对抗规则的叛逆所吸引，却忽略了其行为背后的违法代价与人生毁灭。

这恰恰暴露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影视作品只注重塑造立体的“人性角色”，却弱化对行为后果的明确价值锚定，就极易让缺乏成熟判断力的观众，陷入“共情大于是非”的误区。人性的复杂值得刻画，但艺术的底线不能模糊；角色的悲剧可以共情，但错误的行为必须被否定。很多作品陷入了“为了真实而真实”的创作误区，过度渲染反派的挣扎、魅力、高光时刻，却轻描淡写其行为对社会、他人、自身的毁灭性伤害，导致观众只记住了角色的“爽感”，忘记了行为的“恶果”。这种叙事失衡，让本该起到警示作用的作品，沦为部分观众崇拜负面形象的载体，背离了文艺作品引导向善的初心。

更深层次来看，影视教化功能的失效，从来不是作品单方面的问题，而是社会价值观多元碰撞的缩影。当下社会，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潮蔓延，不少人将“成功”等同于财富、权力、地位，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作生存法则。影视作品中的反派，恰好契合了这种扭曲的成功观——他们打破规则、攫取利益、活得“张扬肆意”，迎合了部分人不愿遵守秩序、渴望走捷径的心理。当观众的道德认知、是非观念尚未建立在公平正义、责任底线之上时，就会自动过滤角色的罪恶，只截取自己向往的“特质”加以崇拜，这不是影视作品的“原罪”，却是文艺作品必须直面的社会责任。

那么，肩负教育意义的影视文艺作品，是否因此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影视的意义，从不是强制灌输道德教条，更不是塑造完美无瑕的“纸片人”，而是在真实与教化之间找到平衡：既敢于刻画人性的复杂、现实的无奈，让角色有血有肉引发共情；又能坚守清晰的价值立场，明确是非边界、善恶底线，让观众在共情之后，懂得分辨对错、敬畏规则。真正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能让观众从祁同伟的悲剧中，看到阶层焦虑下坚守初心的可贵，而非崇拜投机；能让观众从古惑仔的人生里，读懂义气的真正内涵是责任与担当，而非暴力与违法。

影视文艺是社会价值观的镜子，更是引导人心的灯塔。它的意义，从来不是迎合大众的浅层情绪，而是提升大众的认知水平；不是让观众在负面角色中寻找精神寄托，而是让人们在复杂人性中坚守道德底线。当创作者守住价值底线，当观众提升辨别能力，让共情止于理解，让崇拜归于正义，影视作品才能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艺向善”的初心，成为滋养社会道德、引导大众向上的力量，而非扭曲价值观的温床。这既是文艺创作的使命，也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

来源：阿宝侃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