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是刑警》这部剧的大结局中，里面把每件事情的结果都交代清楚了，包括叶茂生遇害案的凶手的最终结局，但秦川在积案攻坚行动后的未来规划却未在大结局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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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是刑警》这部剧的大结局中，里面把每件事情的结果都交代清楚了，包括叶茂生遇害案的凶手的最终结局，但秦川在积案攻坚行动后的未来规划却未在大结局中提及。
尽管剧本中没有直接揭示，但秦川的命运实际上隐含在他的话语之中。
经过这一系列案件的洗礼，秦川很可能已经从侦查前线转向了管理层面，这一转变很可能是他自己主动做出的决策。
如果不是这样，考虑到秦川在短时间内连续解决四起积案的显著成就，上级领导也不太可能同意他离开侦查前线。
要知道，秦川所选择的这四起案件，之前已经有许多专家介入调查，但始终未能破解。
秦川的介入，却使得这四起案件迅速得到了解决。
秦川的贡献不仅限于成功破解了这四起具有重大影响的积案，他还借此机会推动了两个重要数据库的建立。
这两个数据库的建立，其影响力极为深远，足以被载入史册。
原本人们以为，凭借这两大成就以及他积累的丰富经验，秦川会继续在侦查前线发挥作用。
直到目睹秦川邀请辅警杨小洁共进晚餐却遭到婉拒，人们才逐渐领悟到秦川为何在事业巅峰时期选择淡出前线。
一、常兴荣事件引发秦川对人性的质疑
秦川转至幕后的决策，剧中其实通过多个细节进行了铺垫。
首先，秦川与同事之间的对话就是一个明显的线索。
在成功解决良城案件后，秦川与同事一同返回培兴的途中，秦川询问同事是否了解过创伤后应激障碍（PDST）。
同事当时认为秦川不可能患有PDST，因为他已经经历了无数的案件。
然而，秦川并不认同同事的观点，他是这样回应的：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良城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显而易见，在秦川的领导下，虽然这四起长期未解的案件最终得以解决，但这个过程对秦川个人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常兴荣案件，它首次让秦川对人性产生了深刻的疑问。
自从常兴荣被捕以来，他始终在询问自己的罪行是否会对他的儿子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那些不了解整个案件背景的人来说，他们很可能会被常兴荣的外表所欺骗，误以为他是一个关心孩子福祉的好父亲。
然而，这个时刻表现出对孩子关怀的父亲，实际上却是一个犯下滔天罪行的杀人犯。
被捕之后，常兴荣对于自己所害的无辜女孩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悔恨或自责。
这种矛盾的人格在常兴荣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秦川首次遇到，也首次动摇了他对人性的信任。
即使是之前的张克寒案件，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有着明确的动机，可以追溯到他的犯罪动机，比如他抢劫是为了钱财，或者他对枪支的痴迷。
然而，常兴荣的情况却与众不同，他的犯罪行为似乎没有更深层次的动机，仅仅是为了犯罪本身。
他声称自己杀害第一名女孩是因为在偷窃时被她发现，为了逃避被捕而选择了杀人灭口。
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案件明显揭示了这只是常兴荣用来掩饰自己罪行的借口。
包括他编造的关于自己报考飞行员却被人顶替的故事，同样是为了给自己的犯罪行为找理由。
这些借口反而更加凸显了常兴荣内心深处的黑暗和扭曲，显露出他本质的邪恶。
对于秦川而言，常兴荣案件的恶劣性质，尤其是他被捕后的态度，让秦川开始对人性产生了质疑。
这种质疑直接影响了秦川，使他难以保持冷静思考和做出合理的判断。
正如陶维志案件一样，尽管杀害三名女童的凶手被抓获并承认了罪行，但案件的解决并没有给秦川带来预期的释然。
陶维志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作为刑警应有的敏锐和理智，已不再适合继续在前线工作。
事实上，女童案件的条件在四个积案中是最有利的，但陶维志却因深陷其中而变得思路狭窄，调查越发偏离了正确方向。
如果不是秦川及时调整了调查方向，陶维志可能还会浪费更多时间在无效的努力上。
同样，在未能从常兴荣案件中走出来之前，秦川显然也不适合继续在一线执法。
二、杨小洁的启发
在清江两案的指纹比对成功后，秦川感到非常兴奋，立刻从培兴飞往清江。
抵达清江后，秦川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审问嫌疑人或安排杨雄他们的工作，而是表彰参与指纹比对的办案人员。
这位负责指纹比对的技术辅警名为杨小洁。
秦川在清江两案中仅扮演顾问角色，并无决策权或人事调动权，因此他能想到的表彰杨小洁的方式，除了给予5万元的现金奖励，便是邀请她共餐。
这笔现金奖励是清江两案启动之初就已规划好的激励措施，并非在杨小洁成功比对指纹后才决定的。
因此，秦川想要进一步支持杨小洁，便提出了共进晚餐的提议。
自从协助解决了清江的赌场爆炸案后，秦川在当地领导中的地位已经相当显赫。
此次，随着积压了18年的清江两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秦川在当地领导心目中的地位更是水涨船高。
尽管如此，如前所述，秦川仅是案件的顾问，对当地办案人员并无人事任免的权力。
但秦川内心确实希望能够帮助杨小洁。
秦川决定邀请杨小洁共进晚餐，这顿饭的具体内容并不关键，关键在于共同用餐的行为本身。
通过秦川亲自邀请杨小洁的消息一旦传出，杨小洁的上级乃至高层领导便会意识到秦川对杨小洁的高度评价。
毕竟，在之前爆炸案成功解决后，尽管清江的领导们极力邀请，秦川并未答应与他们共餐。
即便是后来因清江两案再次回到清江，秦川与专案组也是匆匆来去，并未与当地领导共餐。
这种对比之下，秦川邀请杨小洁共餐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秦川认为，在杨小洁展现出良好的工作能力和积极态度的基础上，领导们应该会给他面子，重视杨小洁，给予她更多的机会。
秦川亲眼见证了李文从河昌到培兴的艰辛历程，深知其中的不易，包括自己在职业道路上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才得以达到今天的地位。
因此，如果自己的影响力能够帮助一个有才华的人，秦川是非常乐意去做的。
然而，出乎秦川意料的是，杨小洁对于他精心策划的晋升机会并不感兴趣。
杨小洁不可能不清楚与秦川共餐的重要性。
即使她最初没有理解秦川的意图，当听到秦川的下属提到连领导都难以预约到与秦川的饭局时，她应该也能领悟到。
尽管意识到了这顿饭的重要性，面对秦川的多次邀请，甚至提出派人接送她的女儿一同用餐，杨小洁还是婉拒了秦川，表示自己更愿意回家陪伴女儿。
杨小洁选择放弃与秦川共餐的机会，选择回家陪伴女儿，这让秦川首次深刻意识到自己对家庭的陪伴严重不足，对家人感到愧疚。
秦川因工作常年在外奔波，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家中事务全由青莲一人承担。
而且，秦川的孩子已经渐渐长大，留给他陪伴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此，秦川决定在尚有机会时，尽可能多地陪伴家人，以补偿过去对家庭的忽视。
受到常兴荣案件的影响，秦川借此机会调整了自己的工作重心，不再直接参与前线工作。
起初，当秦川向下属透露自己因常兴荣案件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开始对人性和案件产生怀疑时，他们感到难以置信。
正如下属所言，秦川历经风雨，处理过众多严重案件，理应能够承受。
而且，尽管常兴荣案件性质严重，但参与该案的其他人员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为何偏偏秦川会因此患上PTSD。
然而，实际情况是，秦川之所以出现PTSD症状，并非仅由常兴荣案件引起，而是四起案件累积效应的结果。
尽管秦川在四个案件中仅担任指导角色，未直接参与侦破工作，但他之所以能提出那些至关重要的指导策略，根源在于他对每个案件的细微之处都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
正是基于对案件细节的全面掌握，当同时面对四个案件的侦破压力，尤其是涉及到如常兴荣这般极端犯罪者的复杂心理时，秦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难以接受。
此外，秦川最初倡议开展积案攻坚行动，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实战锻炼年轻团队，切实贯彻传授经验、帮助成长、带动进步的精神。
经过这一系列案件的洗礼，无论是曹阳等成员，还是秦川的直接下属，都在实战中获得了显著的成长与提升。
如果说张克寒的案件是秦川领导力的一次成功展示，为他在部门内赢得了稳固的地位；
那么这次积案攻坚行动，则更加全面地体现了秦川作为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宏大格局以及深远规划，为他日后的职业晋升铺设了坚实的基石。
来源：剧迷热议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