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部新剧由柏杉执导，郭靖宇监制并担任总编剧，谭松韵、董晴、奚望、高至霆等主演。首集30分钟酷云实时收视率就突破了2.5%，刷新央视八套黄金档近期纪录！
根据作家梁晓声小说《我和我的命》改编的影视剧《我的山与海》，近期在央视八套黄金档与优酷平台火热播出！
这部新剧由柏杉执导，郭靖宇监制并担任总编剧，谭松韵、董晴、奚望、高至霆等主演。首集30分钟酷云实时收视率就突破了2.5%，刷新央视八套黄金档近期纪录！
《我的山与海》海报
原著小说作者梁晓声曾坦言，之所以写这部作品，是想“解开创作《人世间》留下的心结”——
因为当时在写《人世间》的时候，其实留下了一个缺口，就是主人公周秉昆的母亲跟着春燕的母亲到乡下去的那一段。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些遗憾......所以我就想着，另外再写一部书，把这个心结补上。于是就有了《我和我的命》。
演员谭松韵饰演女主角方婉之
《我和我的命》甚至被读者亲切地称为“女性版《人世间》”。梁晓声以他擅长的现实主义笔法，通过两个年轻女孩的故事，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小说用贵州-东北-深圳-上海的地域差异，用时而阳光灿烂时而阴雨绵绵的生活景象，用断亲、续亲的内耗和托举，表达普通人在人世间的悲欣交集。
人有三命：天命、实命、自修命；天命难改、实命多艰、自修命步步生莲。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只有不矫情、不狡猾地活着，才能轻装奔赴自己的山与海。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我和我的命》的编辑谈与作者梁晓声的创作谈，从不同角度触摸影视剧《我的山与海》背后原著的肌理，感受人世间的风云变幻，和每个个体在命运之轮下绝不妥协的生命姿态。
《我和我的命》平装版、精装版
梁晓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01
编辑谈（付如初）
梁晓声是中国文坛的常青树。
早年间写知青文学的时候，他是知青的代言人，写尽了特殊一代的青春伤痛和理想主义；后来写市民文学的时候，他是城市平民的代言人，写尽了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韧性和道德主义。
梁晓声也是影视改编青睐的作家，无论《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还是妇孺皆知的《人世间》，都一再证明他的价值。
《我和我的命》是他首次以女主人公的视角进行创作，用的第一人称，初衷是为了弥补《人世间》留下的遗憾，也为了深入体会80后群体的成长路径和中年心态。更重要的，是书写女性生活处境的变化，致敬那些有责任感的女性。
《我的山与海》剧照
通过两个80后女孩的奋斗历程，梁晓声写出了自己熟悉的东北、贵州、深圳和上海，更写出了从山区到城市再到改革开放前沿的人情冷暖。
关于命运，梁晓声借小说人物之口这样表述：
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叫天命；
二是由自己的生活经历铸就的，叫实命；
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
天命不可违，实命变幻莫测，然而自修命却可以尽在掌握。
小说写主人公方婉之的天命，出身卑微，幼年被遗弃；也写她的实命，因祸得福成了城里人，却不断被血缘亲情绑架，不得不经受各种苦难，她从大学辍学，做帮厨、下车间、开超市、到公司打工、抗癌……更写她的自修命，她选择奋斗、选择善良、选择承担家庭责任、选择做好人，虽然这选择让她背负看似不必要的苦难。她用自己的选择验证活着的价值、生命的意义。
《我的山与海》剧照
无论写什么，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都是梁晓声作品的底色。他坦言，写作《我和我的命》的最初动机，是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上苍似乎有意识地、分批次地让某些贫困家庭选送出“责任的种子”，让他们以一己之力撑起整个家庭的屋顶——他们无法“拼爹”“啃老”“躺平”，只能奋斗，只能靠自己改命。梁晓声在书中也投射自己的影子，生活中的他，也是主动背负血缘责任感的那一个。惟其如此，书中展现的“伦理现实主义”才温暖而有力，他给新时代独立女性画的像才充满了理想人格之美。或许，梁晓声真正的目的，不是写女性，而是写亲情，写友情，写度过一切孤独、艰难时刻的人间值得。
《我和我的命》文集版
梁晓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02
梁晓声自述
作家梁晓声
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说过《我和我的命》是农村版的《人世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在写《人世间》的时候，其实留下了一个缺口，就是主人公周秉昆的母亲跟着春燕的母亲到乡下去的那一段。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些遗憾。当时也曾犹豫过，是不是要再延伸写到农村去。但当时这部作品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万字了，如果再增加几万字，无论从出版还是作品本身来看，都显得过于冗长。所以我就想着，另外再写一部书，把这个心结补上。于是就有了《我和我的命》。
最初我起的名字是《我和我的宿命》。我这样起名，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宿命论者，而是想强调我们与命运之间的三重关系。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建议说，民间一般不说宿命，就说命，不如就叫《我和我的命》，更直接，也更有力量，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第一人称来写一个80后的女性。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我还是以一个男性作家的笔触来客观描述她，可能会更从容地展现她与亲人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有个理念：如果有上苍，我似乎觉得上苍在窥视人间的时候，看到哪个家庭确实需要帮扶，就派一颗责任的种子到那个家庭，然后这颗种子长大，成为姐姐。成为姐姐之后，她就对家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父母离不开的帮手。
《我的山与海》剧照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女性非常伟大。你看我们家，至今没有一张父母单独的合影，只有一张我们几个儿女和母亲一起拍的相片。那是有一年冬天，我们一起去照相，但母亲找不到一件能穿出去体面拍照的冬衣。贫穷如果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就会发现，人世间责任最重、活得最艰难的，往往就是这些女性。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女性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哪里？我觉得首先是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然后是职业选择的多样化。那么多女性在接受教育之后，可以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如果拿90年代以后的中国女性的命运和从前相比，你会发现，中国社会的进步几乎是跳跃式的。
当然，我在写这些进步的同时，也没有回避沉重，就是责任背后沉重的那部分，来自原生家庭的一些亲情绑架。伦理对我们的约束往往是：你做了，是应该的；你没做，就会有一种罪过感。这其中还牵扯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些意义是我们通过文化赋予的，那是后天的；但还有一种先天的、本能的意义，其实就是责任——父母对下一代的责任，下一代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馈，以及与之相连的亲情、血缘带来的责任。这种责任有时与文化有关，有时就是一种本能。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公平与否的问题。如果我们有能力，其实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有能力的人，根本不需要别人开口，甚至不需要亲人朋友伸手求援，他自然会关注到，并主动去帮助。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我的山与海》剧照
过去，很多家庭都是多子女的，所以才有我们所说的手足之情。这种情感是非常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我写的是“伦理现实主义”，说得很准确，概念也用得很恰当。但在《人世间》和《我和我的命》里，伦理被放大了，变成了一种人文关怀，一种对人性的思考——人应该是怎样的。
我在少年时期接触了托尔斯泰的作品。他的作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强调“人应该是怎样的”。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这既是文化的功能，也是社会教化的功能。如果我们中国人依然要面对“人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那么谁来回答？在我看来，文学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而且，托尔斯泰不仅写小说，还写了很多时评和杂文。在这方面，雨果也毫不逊色，他也写了很多。屠格涅夫、契诃夫也都是如此。那些让我感动、让我尊敬的作家和作品，他们其实都像接力一样，传递着这种思考。我觉得，这种文学传统对我的影响很深。这可能是我一个相当顽固的理解，我始终认为文学是有功用的，有教育功能的。
03
来源：剧海小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