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砚他爹，一个考了一辈子也没中举的穷秀才，死了。死就死了，家里穷得连个装他的盒子都买不起。宋母能怎么办？只能带着半大不小的宋砚，往街上一跪。

那个跪在泥地里求棺材的寡妇，最后死在了逃跑的路上！

谁能想到，那个当年跪在街头、哭得肝肠寸断求人施舍的可怜母亲，十几年后会戴上金戒指、穿上新绸袄，用最恶心的借口，踹开恩人孤女的家门？

宋母死了，死得一点都不体面，甚至有点活该。

山匪破城那天，她正巴结着住进县令家，做着当举人老爷亲娘的美梦。刀砍下来的时候，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起，那个曾经给过她一碗热饭的杀猪匠一家。

宋砚他爹，一个考了一辈子也没中举的穷秀才，死了。死就死了，家里穷得连个装他的盒子都买不起。宋母能怎么办？只能带着半大不小的宋砚，往街上一跪。

那一跪，是真惨。初春的天气，地上还渗着凉气，母子俩逢人就把头磕得咚咚响。

这一跪，跪来了樊长玉她爹，镇上的杀猪匠。老樊这人，心善，看不得这个，二话不说掏钱买了口棺材，还帮着张罗后事。这一下，就像在黑夜里点了盏灯，宋母一把就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打从那时候起，宋母心里的小算盘就拨拉得噼啪响了。樊家虽然是个杀猪的，可手头有活钱啊，在镇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于是她“感激涕零”，主动提出让两个孩子定亲。

这哪是报恩？这分明是给儿子找了个长期的免费饭票！她心里清楚得很，只要这门亲事在，樊家那老实巴交的两口子，就会一直供着她儿子读书。

所以你看，宋母后来的绝情，早就在这儿埋下了种子。她对樊长玉的好，对樊家的感激，从一开始就夹着算计。那不是真心，那是穷怕了的人，为了活下去，为了儿子能出头，使出的最卑微也最精明的生存手段。

这一跪，跪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前途。她把所有的希望和良心，都押在了儿子未来的功名上。

终于，宋砚中了！举人啊！那可是能当官的！消息传来的那天，宋母整个人都变了。走路带风，见人先扬下巴。那件穿了三年的旧棉袄扔了，换上新裁的冬衣，耳朵上、手指上，金晃晃的，生怕别人不知道她熬出头了。

这时候，她再看樊长玉，哪哪都不顺眼。那丫头还是整天在肉摊上剁骨头，一身洗不掉的猪肉味。以前她觉得这是能干，现在？哼，一股子下jian气。

樊长玉父母双亡，正哭得死去活来，最需要依靠的时候。宋母非但没去帮一把，反而登门了。登门干啥？退婚！

她找的理由，现在听来都让人觉得心寒又恶心。她找了算命的，说樊长玉是“天煞孤星”，克死了自己爹妈，要是嫁过来，还得克宋砚，克她这个老婆子。

听听，这话是人说的吗？拿着人家父母双亡的痛处，往人家心口上捅刀。她这么做的目的，证据有三：

第一，保住儿子的名声。如果直接说嫌贫爱富、忘恩负义，宋砚那刚得来的举人功名，就得沾上污点，以后在官场还怎么混？

第二，彻底甩掉包袱。樊长玉现在成了孤女，没了靠山，还反过来可能成为宋家的拖累。她得赶紧把这块烂泥从儿子脚上擦干净。

第三，攀更高的枝。镇上县令家还有个待嫁的千金呢！她早就惦记上了。退了这门寒酸的亲，才好去巴结官老爷家。

她把这盆脏水，泼得那叫一个理直气壮。好像当年跪在人家门口求棺材的，是别人，不是她。

宋母这人，精得很。她知道退婚这事做得不地道，得给自己立个牌坊。

搬家那天，街坊邻居都出来看热闹。宋母故意当着大伙儿的面，拿出一盒白花花的银元宝，递给樊长玉，还特意提高了嗓门：“长玉啊，这些年也多亏你照顾，这点银子你拿着，算是宋婶的一点心意。”

她这是给钱吗？她这是在给全街坊演戏！她想让大家都觉得，她宋母是个念旧情的人，退婚是没办法，但补偿是到位的。那银子，不是补偿，是炫耀，是施舍，是她终于可以居高临下看着樊长玉的得意。

可樊长玉是谁？那是从小在肉摊上长大的姑娘，泼辣、硬气、眼里不揉沙子。她一把推开那盒子，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账给算了。

“宋婶，当年宋叔的棺材钱，是我爹出的。宋砚这几年读书的束修、笔墨纸砚，有一半是我家垫的。这些账，咱们今天当着大家的面，算清楚了，一笔勾销！”

这几句话，就像烧红的烙铁，直接烫在宋母的脸上。她脸色刷地白了，嘴唇哆嗦着想反驳，可周围人的眼神，像刀子一样扎过来。那些眼神里有嘲笑、有鄙夷、有“早就知道你是这种人”的痛快。

她想反驳，可儿子宋砚拦住了她，老老实实地让书童回去取钱，当众还给了樊长玉。那一刻，宋母觉得天都塌了。她苦心经营的“仁至义尽”的假象，被樊长玉三句话撕得粉碎。她狼狈地带着儿子离开，连头都不敢回。

那天是她这辈子最难受的一天。比当年跪在街上求人还难受。那时候跪着，心里还有盼头。这回站着，脸却被打得比地皮还低。

退婚之后，宋母彻底放飞了。她搬进了县令家送的大宅子，开始使唤下人，琢磨着怎么跟县令家结亲。可她忘了，她骨子里还是那个穷寡妇。县令夫人那种官太太，眼皮子都不夹她一下。她今天送点心，明天送绸缎，跑断了腿，连人家大门都进不去。

她急啊！儿子马上要赶考了，要是能把县令千金的婚事定下来，那在京城也有个底气啊。可她越巴结，人家越躲。那股子急于攀附的市井气，在真正的官宦人家眼里，就是个笑话。

后来，有人造反了，山匪趁机作乱，打到了清平县。宋母正赖在县令家没走呢，一听消息，魂飞魄散。县令一家收拾细软跑路，她也死皮赖脸地跟上。

她以为跟着官老爷就安全了。可她不知道，山匪要抢的就是官老爷。那群亡命之徒追出去十几里地，专门砍县令一家的脑袋。宋母一个老婆子，跑也跑不动，求也没人管，就那么稀里糊涂地，惨死在乱刀之下。

她死的时候，儿子宋砚正在京城考试。消息传来，宋砚心神大乱，考卷写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

宋母这一辈子，就像个笑话。她用最卑微的姿态求生存，用最刻薄的手段攀富贵，用最精明的算计毁恩情。她以为把儿子供出来，自己就成了人上人。可到头来，儿子被她毁了前程，自己也没能逃脱最悲惨的死法。她算计了一辈子，最后却被命运狠狠地算计了。

说到底，宋母的悲剧，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悲剧。那是那个吃人的时代，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扭曲观念，把一个底层妇女的良知和人性，一点点榨干的。

她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穷怕了，当她把所有希望都押在唯一的出路上时，她会变得多疯狂，多可怕。她会把恩情当成交易，会把善良当成软弱，会把所有挡在儿子前途路上的人，都当成敌人，哪怕是曾经的恩人。

樊家的善良错了吗？没错。可他们用一腔热血，养出了一条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这或许就是现实最残酷的地方：你的善良，必须长出牙齿。不然，就会成为别人往上爬的垫脚石。

来源：司吖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