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以吴越王钱俶（本名钱弘俶，后避讳改称钱俶）纳土归宋为核心叙事，将五代十国的乱世风云浓缩于君臣博弈与家国抉择之中。剧集以细腻的情感刻画，展现了吴越王钱俶在“保境安民”与“固守基业”之间的挣扎。但乱世的复杂底色与权力博弈的深层逻辑，仍需依托历

苏益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以吴越王钱俶（本名钱弘俶，后避讳改称钱俶）纳土归宋为核心叙事，将五代十国的乱世风云浓缩于君臣博弈与家国抉择之中。剧集以细腻的情感刻画，展现了吴越王钱俶在“保境安民”与“固守基业”之间的挣扎。但乱世的复杂底色与权力博弈的深层逻辑，仍需依托历史著作方能真正读懂。在这一点上，张明扬的《卧榻之侧：赵匡胤、李煜和他们的时代》（以下简称《卧榻之侧》）一书与电视剧《太平年》的契合度非常高。

与《太平年》一致，《卧榻之侧》同样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落笔，以“南北双线、双重视角”搭建叙事框架，以酣畅通透的笔触还原五代十国的权力格局。这本书恰好能与《太平年》形成深度互补，让钱俶的抉择不再是孤立的戏剧冲突，而是真实历史逻辑下的必然结果。

乱世之变与统一大势

《太平年》聚焦吴越一隅的命运沉浮，而《卧榻之侧》则将视野拓展至整个五代十国的全局。从郭威、柴荣，到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北方政权在“以战止战”与“以和促统”之间步步为营；从南唐李氏到吴越钱氏，南方偏安政权在“拼死抵抗”与“纳土归宋”之间存亡两难。这种南北对峙的整体格局，正是钱俶面临的核心困境，也是《太平年》未能充分铺展的时代背景。

书中对北方雄主的刻画，让“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宣言更具历史分量。张明扬详细还原了赵匡胤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杯酒释兵权、巩固中央集权的过程，展现出一位开国君主的雄才大略与决绝手腕。北方政权经郭威、柴荣两代励精图治，再经赵匡胤整合，已然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与野心。《太平年》中，吴越王钱俶面对北宋使者时的隐忍克制，置于《卧榻之侧》的历史框架之下，更显其审时度势的清醒。钱俶深知，南方诸国的割据局面早已摇摇欲坠，北宋统一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卧榻之侧》对南唐后主李煜的刻画，为理解钱俶的抉择提供了鲜明参照。剧中钱俶与李煜的往来，在书中有着更扎实的历史依托。张明扬笔下的李煜，是“情种”与“君主”的矛盾结合体，他沉迷诗词风月，缺乏治国理政的魄力，面对北宋的步步紧逼，始终在抵抗与求和间摇摆不定。书中详细记述了南唐的覆灭之路：从淮南之战的惨败，到金陵被围的绝境，李煜的优柔寡断最终导致国破家亡，自己沦为“违命侯”，最终死于非命。

这一历史对照，让《太平年》中钱俶的果断更具张力。钱俶目睹南唐的悲剧，深知负隅顽抗只会让吴越百姓深陷战火。张明扬在书中写道，钱俶纳土归宋保全吴越太平，却仍为自身安危心怀惴惴，精准捕捉到这位君主的复杂心境。

民本初心与务实智慧

张明扬直言，吴越王钱俶最识时务，对祖父钱镠留下的遗训“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始终铭记于心。《太平年》中，钱俶在朝堂之上力排众议，坚持纳土归宋。这份决心背后，既是对南唐覆灭教训的深刻汲取，也是对吴越百姓命运的责任担当。

乱世之中人性的复杂博弈，是《卧榻之侧》与《太平年》的共同焦点。张明扬被读者称为“乱世人性观察家”，他笔下的历史人物绝非扁平符号，而是在天命与野心、忠诚与背叛、生存与尊严之间徘徊的复杂个体。书中对冯道的刻画极具代表性，这位历仕四朝十帝的重臣，虽被后世斥责“无廉耻”，却在王朝更迭之中尽力守护文脉与民生。这种人性的多面性，在《太平年》的人物塑造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太平年》中，主战派将领的忠义之心与私心杂念交织，文臣的忧国忧民与明哲保身并存，这些复杂的人性侧面，在《卧榻之侧》中得到了更广阔的历史印证。“与其说乱世异化了人性，不如说人性才是乱世的根源。”五代十国的乱局，正是人性中野心、贪婪、恐惧与忠诚、坚守、悲悯相互碰撞的结果。钱俶的抉择，则是这种人性博弈的极致体现。他放弃个人权位与家族荣耀，选择保全百姓安宁，这份超越个人私利的抉择，在乱世的试炼中更显珍贵。

钱俶的战略抉择，源于对北宋地缘格局的精准判断，更源于对吴越国前途的冷静考量。他不执着于“正统”虚名，而是坚守以民为本，将纳土归宋视为避免战祸、保全江南沃土的最优解。他深知，割据终难长久，百姓的炊烟与桑麻，远比更迭的王旗更值得守护。

《卧榻之侧》对北宋“先南后北”统一策略的详细拆解，为《太平年》中的诸多细节提供了合理注解。张明扬在书中梳理出清晰的北宋统一路径：先灭荆南、湖南，再取后蜀、南汉，最后兵锋指向南唐、吴越。这种循序渐进、各个击破的策略，使南方诸国难以结成有效联盟，只能各自为战。

钱俶的纳土之举，表面是臣服，实则是以退为进。他以一纸降表，换得吴越境内民生安定、文教延续。他清醒认识到，与南唐结盟非但无法抗衡北宋，反而会将吴越提前推入战火。书中记载的南汉、后蜀覆灭的结局，更是印证了武力对抗北宋的惨痛代价。因此，钱俶恪守“善事中国”的祖训，以称臣纳贡换取吴越安宁，为最终和平归宋铺平道路。《卧榻之侧》也由此揭开了这一抉择背后的权力格局与历史必然。

历史与文艺的双向奔赴

值得一提的是，张明扬的叙事兼具史料性与文学性。他将繁杂的历史脉络梳理得清晰流畅，把艰深的考据留给自己，将鲜活的历史故事呈现给读者。书中对高平之战、淮南之战等关键战役的描写，既还原了战争的残酷，又凸显了战略决策的重要性；对“斧声烛影”等历史谜案的解读，既尊重史料记载，又做出合理推演，让五代十国的历史成为充满张力的人性戏剧。

这种叙事风格，与《太平年》的文艺表达形成完美互补。《太平年》以情感共鸣让历史可感可触，《卧榻之侧》以历史纵深让人物情感真实可信。当观众在剧中看到钱俶为百姓安宁而痛苦抉择时，《卧榻之侧》能让读者明白，这份抉择不只源于个人品格，更源于对乱世规则的深刻洞察、对统一大势的清醒认知。

五代十国到北宋统一是分久必合的历史转折期，也是人性与权力的试炼场。《太平年》聚焦钱俶的个体抉择，展现了乱世中的家国情怀；《卧榻之侧》则铺展时代全局，揭示了抉择背后的历史逻辑。二者结合，让这段长期被忽略的乱世历史变得立体而丰满。

张明扬在书中写道，乱世之中，“生存与尊严”是永恒命题。钱俶的纳土归宋，正是在乱世中对生存与尊严的最佳平衡。这种选择，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年代，远比一味死战的虚名“忠义”更具现实意义。

读懂《卧榻之侧》里的历史环境，既能更深理解《太平年》的叙事深度，也能看清权力与人性在乱世中的复杂博弈。历史与文艺的双向成全，让我们在感受戏剧张力的同时，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与厚度，这正是追剧与阅读结合的独特价值。（作者为书评人）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