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帽厂女工费霓又一次敲开了车间主任许红旗办公室的门。她手里攥着已经填写了四年的大学推荐申请表，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窗外的阳光照在许红旗那张总是带着温和笑意的脸上，她接过表格，扫了一眼，轻轻叹了口气。“小费啊，你的积极性组织上都看在眼里，但是今年这个名额，厂里有更合适的考虑。 ”。费霓的心沉了下去，她几乎能猜到下一句话是什么。果然，许红旗接着说：“冯琳同志虽然文化底子薄一点，但思想觉悟高，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次推荐上大学，组织上决定把机会给她。”费霓想起上周在厂办，冯琳把“澄澈”念成“登澈”时周围人憋笑的
制帽厂女工费霓又一次敲开了车间主任许红旗办公室的门。
她手里攥着已经填写了四年的大学推荐申请表，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窗外的阳光照在许红旗那张总是带着温和笑意的脸上，她接过表格，扫了一眼，轻轻叹了口气。 “小费啊，你的积极性组织上都看在眼里，但是今年这个名额，厂里有更合适的考虑。 ”
费霓的心沉了下去，她几乎能猜到下一句话是什么。
果然，许红旗接着说：“冯琳同志虽然文化底子薄一点，但思想觉悟高，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次推荐上大学，组织上决定把机会给她。
”
费霓想起上周在厂办，冯琳把“澄澈”念成“登澈”时周围人憋笑的表情，一股说不清的委屈和愤怒堵在胸口。
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连常用字都认不全的人，能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而自己准备了四年，却连门槛都摸不到。
费霓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离开办公室后，许红旗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 她拉开抽屉，里面整齐地放着几份档案。 冯琳的档案上，家庭成分一栏写着“工人”，社会关系简单。 而费霓的档案里，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母亲是街道办事员，家里还有一个哥哥。
在许红旗看来，冯琳这样的背景，更容易“听话”，也更容易“控制”。
那个年代，上大学的名额不是靠考试分数争取的，而是靠一套名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
从1970年6月27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先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开始，到1976年，全国高等院校通过这种推荐制招收了大约94万名学员。 这套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让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但到了基层执行层面，“群众推荐”往往流于形式，“领导批准”成了最关键的一环。 权力，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集中到了像许红旗这样的基层干部手中。
冯琳紧紧抓住了这根权力的藤蔓。
她清楚自己的短板，所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揣摩许红旗的心思上。
每天提早到办公室打扫，开会时积极发言表忠心，偶尔从家里带些稀罕吃食“孝敬”领导。
她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不行，据一些历史资料显示，当时被推荐入学的学员文化程度差异极大，有的甚至是小学文化水平。
但这并不妨碍她获得那个珍贵的名额。 因为对许红旗而言，推荐谁上大学，不仅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考量，更是对自身权力网络的巩固。
一个文化不高但听话好掌控的冯琳，比一个有主见、有才华的费霓更有“价值”。 这就像多年前的“举孝廉”制度，初衷是选拔品德高尚的人才，但最终往往沦为门阀世家安排自己人的工具。
推荐制最大的漏洞，就是给了“走后门”和权力寻租巨大的空间。
费霓的转机，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 厂里出了个救人英雄，叫方穆扬，在暴雨夜里为救工友被砸成重伤，昏迷不醒。 照顾英雄，在当时是绝对的先进事迹，是获得表彰和机会的捷径。
费霓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主动向许红旗申请去照顾方穆扬。
许红旗欣然同意，还给她画了一张香喷喷的大饼：“好好照顾英雄，等事迹报道出去，评上全市先进，什么样的大学上不了？ ”
费霓信了，她搬到了医院，日夜不休地照顾那个昏迷的初中同学。 她给他擦身、剪指甲、读报纸，盼着他醒来，也盼着自己的命运因此改变。 方穆扬在一个多月后醒了，但医生说他失忆了，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
许红旗给费霓的新任务是：帮助英雄恢复记忆。 任务完成之日，或许就是推荐机会到来之时。
费霓更加努力了，她想尽各种办法刺激方穆扬的记忆。
但她和许红旗都不知道，方穆扬的失忆，很可能是一场精心的伪装。 而他伪装的原因，与冯琳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那个暴雨夜，方穆扬不仅救了刘妈一家，还冲进了另一处倒塌的房屋，在那里，他撞见了冯琳和普通工人王德发在一起。 两人当时并未结婚，却在同一屋檐下过夜。
方穆扬救出被柜子压住的王德发后，让冯琳赶紧去喊人帮忙，冯琳却因为害怕奸情败露，犹豫耽搁了，导致方穆扬被后续倒塌的树枝砸中，重伤昏迷。
这段不光彩的过去，成了冯琳最大的心病。 她害怕方穆扬恢复记忆后说出来，在那个作风问题能压垮一个人的年代，这足以毁掉她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
所以，当方穆扬“失忆”后，冯琳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开始了对他的严密监视和针对费霓的不断打压。
冯琳的打压简单而有效。 她利用自己厂办人员的身份，时刻盯着费霓和方穆扬。 当她怀疑方穆扬可能假装恢复记忆，而费霓在配合他欺骗组织以获取上大学资格时，她立刻收集“证据”，向许红旗告发。
结果如她所愿，费霓被许红旗严厉批评，不仅到手的先进评优资格飞了，连之前承诺的“机会”也化为泡影。 冯琳维护了自己的秘密，也铲除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但她没意识到，她所有的行为，都建立在许红旗的默许和需要之上。
许红旗需要冯琳这样一个有把柄、易操控的下属，来执行自己的一些意图，比如敲打不安分的费霓，比如平衡厂里各种微妙的关系。 只要冯琳还有用，许红旗就会保她。 这种保护，不是出于情谊，而是出于利益计算。
压垮费霓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家庭。 她的哥哥费霆要结婚了，对象是她的好朋友林梅。 但林家提出了彩礼和婚房的要求。
费家倾尽所有凑够了彩礼，却实在腾不出一间像样的婚房。 走投无路的费霓，看着眼前这个需要照顾、无家可归的方穆扬，提出了一个大胆到近乎荒唐的建议：假结婚。
两人去领结婚证，这样就能以家庭名义申请厂里的福利分房，解决哥哥的婚房难题。
等费霓以后考上大学，两人再离婚。
方穆扬，这个看似懵懂的“失忆”英雄，同意了。
于是，一纸结婚证，将两个年轻人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 他们搬进了一间八平米的筒子楼，开始了睡上下铺、桌上划“楚河汉界”的夫妻生活。
这张结婚证，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头，激起的涟漪远远超出了费霓的想象。 首先触及的，就是冯琳的既得利益。
厂里分房名额紧张，费霓和方穆扬作为“新婚家庭”排队，很可能就挤占了原本可能属于冯琳的机会。 冯琳也想要房子，她早已将这个分房名额视为囊中之物。 费霓的行为，直接动了她的蛋糕。
让冯琳恐惧的是方穆扬和费霓住到了一起，日夜相处，方穆扬“恢复记忆”的风险急剧增加。 那个雨夜的秘密，像一把悬在她头顶的剑，随时可能落下。
她变本加厉地针对这对假夫妻，甚至干出蹲墙角听房、拉着许红旗突击查房这种离谱的事情，就想找到他们不是真夫妻的证据，把他们搞垮。
然而，时代的齿轮已经开始缓缓转动，冯琳没有察觉。 许红旗的算计，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她有一个儿子叫叶峰，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凌漪，方穆扬那个在他昏迷后就急于撇清关系的前女友，主动攀附上了叶峰，很快成了许红旗的准儿媳妇。
凌漪是正经的大学生，文化水平、见识手腕都比冯琳强得多。 她想要进厂办工作，这对许红旗来说，是安插自己人的绝佳机会。 但厂办的位置一个萝卜一个坑，冯琳还占着那个坑。
就在这时，冯琳自己递上了一个致命的把柄：她未婚先孕了。 在当年，这是极其严重的作风问题。
一直隐忍的费霓，这次没有放过机会。 新仇旧恨，加上方穆扬可能已经“恢复”的记忆，冯琳的丑事被摆上了台面。 放在以前，许红旗或许还会想办法遮掩，保住这个有用的棋子。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她的儿媳妇凌漪需要那个厂办的位置，冯琳的利用价值在下降，而她的麻烦却在升级。 在许红旗心里，那架精明的利益天平发生了倾斜。 保下冯琳，要冒风险，得罪即将进门的儿媳妇，还可能惹一身骚。
放弃冯琳，既能顺理成章地为凌漪腾位置，又能处理掉一个麻烦，还能在费霓和方穆扬那边做个顺水人情。 答案显而易见。
冯琳被踢出了厂办，她靠着阿谀奉承、构陷他人得来的一切，如同沙滩上的城堡，潮水一来，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后来才想明白，自己真正的克星或许不是一直和她针锋相对的费霓，而是那个后来者凌漪。
凌漪取代了她，成为了许红旗新的“自己人”。 如果当初她不那么处心积虑地打压费霓，如果许红旗把上大学的名额给了更有真才实学的费霓，凌漪或许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厂办，顶替她的位置。
但历史没有如果。 她的命运，从她选择抓住许红旗的权杖、并以此伤害他人开始，就已经埋下了崩塌的伏笔。 那张她梦寐以求的大学推荐表，那张她视为护身符的厂办办公桌，最终都成了将她锁死在命运困境中的枷锁。
而费霓和方穆扬，在筒子楼的烟火气里，在共同面对外界压力的过程中，那份始于利用和契约的关系，却慢慢滋长出意想不到的温情。 方穆扬用画笔记录费霓熬夜复习的侧影，费霓则想尽办法在拮据的生活里给他补充营养。
他们相互扶持，走过了一段格外艰难的岁月。 1977年，中国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费霓凭借多年积累的真才实学，通过公平的考试，真正靠自己的努力走进了大学校园。 方穆扬也重拾画笔，追寻自己的艺术梦想。
那张为了分房而领取的结婚证，后来再也没有用来去换离婚证。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冲刷着旧的规则与尘埃。 有些人被洪流淹没，有些人则挣脱泥泞，走向了新的彼岸。
来源：肉鸽岛PmJK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