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战争题材影视中，叙事通常有两种惯性：其一是以会战、战略、英雄为中心的宏大叙事，其二是以苦难、牺牲、民族情绪为中心的伦理叙事。

在战争题材影视中，叙事通常有两种惯性：其一是以会战、战略、英雄为中心的宏大叙事，其二是以苦难、牺牲、民族情绪为中心的伦理叙事。

《得闲谨制》的独特性在于，它并不满足于在既有叙事框架里“补充更多细节”，而是把镜头对准一个被历史叙事边缘化的空间（小镇/山区/临时聚落），通过一群非典型英雄（工匠、溃兵、乡民、被遗忘的战斗人员）来重建战争经验的“可感性结构”。

换言之，它关心的不仅是“发生了什么”，更是“我们如何把那段历史变成可被感知、可被讨论、可被争辩的公共记忆”。

这种转换的学术意义在于：电影在事实上介入了集体记忆的生产过程——它将战争从国家叙事的抽象层面，下沉到生活世界的微观层面，使观众的情感投入不再依赖“英雄模板”，而依赖“普通人面对极端情境的选择逻辑”。

这意味着影片的价值不只在“主题正确”，而在于它尝试提供一套新的记忆组织方式：

以日常秩序的崩塌与重建为核心，以共同体的临时生成与道德边界的重划为关键，从而让战争成为一种关于社会组织与人性韧性的经验。

“集体记忆”并不是自然存在的历史回忆，而是被制度、媒体与文化生产持续塑形的公共叙事。

传统战争片往往更接近“纪念性叙事”：

通过可识别的英雄、可复制的情绪、可预期的牺牲，让观众在既定价值框架中完成情感动员与意义确认。

《得闲谨制》更接近“经验性记忆”的路径：

它不是让观众直接进入纪念仪式，而是让观众先进入生活肌理——

一个人如何逃难、如何判断风险、如何与陌生人建立最低限度的信任、如何在资源匮乏中形成分工与纪律。

在这种叙事里，“记忆”不再是被宣告的结论，而是被经历的过程：观众被迫看见战争如何吞噬日常，日常如何以临时秩序抵抗吞噬。这种“经验化”的记忆生产，具有两层效果：

去神话化：英雄不再是先验形象，而是由恐惧、犹疑、局势判断与伦理抉择共同生成的结果。

去抽象化：牺牲不再是口号化的符号，而是具体关系网络中的损失（家、邻里、同伴、信任、秩序）。

因此，影片实际上在“记忆政治”层面完成了一次转向：

它不是强化某种既定记忆，而是在公共记忆中开辟一个入口——让“普通人如何活下来并守住尊严”成为讨论战争的正当路径。

微观史的关键不是“小”，而是通过“小”揭示“大”：在小人物、小场景、小事件中，呈现宏观结构如何作用于个体处境。《得闲谨制》的微观史策略，体现在它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呈现战争机器的基本逻辑：

当国家的正规秩序、资源供给、信息体系出现断裂，社会并不会立刻陷入彻底无序，而是进入一种介于“制度”与“生存”之间的灰区。

在灰区里，权威来源不再是正式身份，而是“能否组织行动、能否提供技术、能否分配资源、能否维持纪律”。

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的工匠、炮长或临时领袖并非传统意义的英雄，而是微观层面的“秩序企业家”：

他们凭借技能、经验与组织能力，在制度空缺处搭建临时秩序

。

影片让观众看到，战争不是单纯的枪炮对抗，而是对社会结构的强制重排——

家庭关系、性别分工、代际权威、职业技能、地方知识、战斗经验，都被迫重新排序并被赋予新的政治含义。

微观史的价值还在于，它能抵抗一种“历史过度整齐化”的倾向：

宏大叙事通常会把历史讲得像必然会走向胜利的路径，但微观史让我们看见历史的偶然性与脆弱性——许多决定并非出于崇高理想，而是出于局势判断与最低生存伦理。

正是这种脆弱与偶然，让“人”的真实浮现出来，也让战争经验获得更高的解释密度。

“共同体再造”指的是：在秩序崩塌、权威失灵、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人群如何从松散聚合走向行动共同体。

影片中最值得分析的，不是某个具体战术，而是共同体的形成机制。

大体可以拆成三步：

风险共同体的形成

：个体首先因为共享威胁而被迫靠近。“同处险境”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团结基础。

功能性分工与纪律化

：当威胁持续存在，团结不能只靠情绪，必须转化为可执行的分工。技能、经验与地方知识成为权威的现实来源。

道德边界的确立

：共同体的真正生成往往发生在“牺牲与保护”的边界被划定之时——谁必须被保护？谁可以被要求承担更高风险？谁被视为背叛者？这套边界一旦确定，“我们”的身份才稳定下来。

这三步揭示一个重要命题：共同体并非天然的情感共同体，而首先是一个“行动共同体”。

它依赖制度，但在制度缺位时，可以由实践性的组织能力暂时替代；

它也依赖道德，但道德往往是在资源稀缺与威胁逼近时才变得清晰。影片由此提供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战争理解：

战争把人从私人生活中拖拽出来，迫使他们在短时间内完成共同体的再发明，而再发明的代价往往是个体的痛感与伦理撕裂。

“审美政治”并不是把艺术降格为政治宣传，而是承认：影像如何组织可见性、如何分配同情、如何安排情绪节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战争片的审美政治通常体现在三类选择上：

谁被看见、谁被忽略

（英雄、平民、边缘者）；

痛苦如何被呈现

（是作为燃点还是作为创伤）；

胜利如何被叙述

（是爽感兑现还是代价清单）。

《得闲谨制》引发的口碑分化，常常不是“拍得好不好”那么简单，而是观众对战争审美期待发生了冲突：一部分观众期待“宏大燃点+情绪抬升”的动员型美学；另一部分观众更能接受“日常破碎+恐惧真实+胜利不浪漫”的经验型美学。

影片更偏后者：它不把战争拍成情绪消费品，而把战争拍成对生活世界的结构性暴力。这种审美立场，会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断面临不适：

你很难靠爽感“顺滑地看完”，你必须在犹疑、恐惧、争吵、失序与重新组织之间，体验战争的“难看”和“难以承受”。

这恰恰构成了它的审美政治意义：它拒绝让战争轻易被消费，拒绝用单一的英雄叙事快速封闭意义，而是把意义留在人的处境与共同体的生成之中。

换句话说，它争夺的是“战争影像的正当性标准”——不是只有宏大与燃点才正当，普通人如何守住生活的边界同样正当；不是只有胜利才值得叙述，代价与创伤的细部同样是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综合来看，《得闲谨制》的深层内涵可以概括为一条机制链：

战争（结构性暴力）→ 日常秩序崩塌 → 微观处境显影 → 临时组织与分工 → 共同体再造 → 集体记忆的经验化 → 战争审美政治的重置。

在这条链条里，影片最重要的贡献是：它把战争从“宏大叙事的终点”（胜利/纪念）重新拉回到“生活政治的起点”（活下去/守住尊严/重建秩序）。因此，它并非仅仅表达“抵抗”这一结论，而是呈现“抵抗如何可能”：抵抗首先发生在日常伦理的维系中，发生在技能与组织的累积中，发生在共同体边界的重划中。它让观众意识到：历史并不只由舞台中央的英雄完成，也由舞台边缘的人在极端情境下对秩序的再生产完成——而这部分经验，正是集体记忆中最容易被抽象化、也最需要被重新看见的一环。

来源：追剧航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