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父亲蹲在炕边，手里攥着一把剃刀，刀刃在油灯底下闪着冷光。旁边站着个土郎中，据说懂行，以前给别人家孩子也做过这种手术。
1911年，天津静海县西双塘村，一个叫孙耀庭的男孩正躺在自家土炕上。他才九岁，不太明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他父亲蹲在炕边，手里攥着一把剃刀，刀刃在油灯底下闪着冷光。旁边站着个土郎中，据说懂行，以前给别人家孩子也做过这种手术。
手术。说好听了叫手术，其实就是阉割。
没有麻药，没有消毒，几根麻绳把孩子绑在炕上，一盆热水搁在旁边备着。土郎中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就动了刀。孙耀庭疼得大叫，很快就昏死过去了。
他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起来不复杂。穷，实在是穷。
孙家祖上几代都是佃农，一年到头给地主种地，交完租子剩不下几粒粮食。兄弟好几个，冬天连棉裤都凑不齐一人一条，谁出门谁穿，不出门的就窝在炕上裹被子。
可穷人家也有穷人家的盼头。村里前几年出了个大人物，叫小德张，也是净了身进宫当太监，后来混成了慈禧跟前的红人。衣锦还乡那天，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一溜儿马车，全是从宫里带回来的金银细软。他在村里盖了大宅子，买了几百亩良田，全村老少都得看他脸色过日子。
孙耀庭的父亲看在眼里，心思就活了。自家穷成这样，儿子长大了也是给人扛活的命。倒不如赌一把，送进宫去。万一也能熬出头呢？
这就是那个年代底层人的逻辑。不是不心疼孩子，是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刀落了，血淌了，孩子昏过去了。土郎中在伤口上敷了草药，又在尿道里插了一根麦秸管，防止愈合时堵死。接下来几天，孙耀庭反复发烧，伤口化脓感染，差点没挺过来。
等他好不容易从炕上爬起来，他父亲已经哭了好几天了。
不是因为心疼。是因为大清亡了。
宣统退位的消息传到村里那天，别人家都在放鞭炮庆祝，孙家却像死了人一样安静。你想想那个场面：一个九岁的孩子刚被阉割，伤口还没长好，而他挨这一刀的全部理由，在一夜之间就没了。
没有皇帝了，还要太监干什么？
可刀已经下去了，长不回来了。孙耀庭的父亲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旱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有记者问孙耀庭，你恨你父亲吗？
老人想了想，说："他要是有别的法子，能舍得吗？"
这句话被记录在作家贾英华写的《末代太监孙耀庭传》里。贾英华花了好几年时间跟孙耀庭聊天，一字一句把这个老太监的一辈子记了下来。这本书后来成了研究中国太监制度最重要的口述史料之一。
大清虽然亡了，但事情后来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
根据民国政府和清皇室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后仍然可以住在紫禁城里，保留帝号，每年拿四百万两银子的供养。宫里的规矩照旧，太监、宫女、内务府，一样不少。
说白了就是，皇帝不当了，但皇帝这套排场还在。
孙耀庭一家听到这个消息，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孩子已经净了身，总不能一辈子窝在村里吧。于是四处托人、找关系，终于在1916年，把十四岁的孙耀庭送进了紫禁城。
从挨刀到进宫，中间隔了整整五年。
孙耀庭先是被分配到端康太妃身边当差。端康太妃就是光绪帝的瑾妃，溥仪退位后她还住在宫里，排场不小。后来孙耀庭又调到了婉容那里。婉容是溥仪的皇后，据说性格还算温和，对底下人不太苛刻。
在宫里的那几年，孙耀庭算是过上了安稳日子。有吃有穿，不用再跟兄弟争那条棉裤了。他做事勤快，手脚麻利，主子们也还看得上他。
但他自己心里清楚，这地方待不长。
宫墙外头的世界每天都在变，军阀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北京城隔三差五换旗子。宫墙里头却还在一板一眼地行礼请安，太监见了主子还是跪，嘴里还是喊万岁爷。像是一出没有观众的戏，台上的人还在演，台下早就散场了。
1924年11月5日，戏终于演不下去了。
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进了紫禁城，限溥仪两个小时之内搬走。两个小时，连收拾行李的工夫都不太够，更别提跟太监宫女们一个个交代后事了。
溥仪带着几个心腹匆匆离开，值钱的东西能带走的都塞上了车。剩下的人就地遣散，自谋出路。
孙耀庭走出紫禁城那天，身上穿着一件薄长衫，兜里揣着几块碎银子。深秋的北京风很硬，灌进领口里凉飕飕的。
他站在宫门外头，前后左右看了看，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被赶出宫的太监们最后聚到了一起。不是因为感情好，是因为实在没地方去。
北京北长街有一座破庙叫兴隆寺，没什么香火，也没什么和尚，空着好些年了。这些无家可归的太监就住了进去，最多的时候挤了四十多号人。
他们靠什么活着呢？给附近的住户缝补衣裳、洗洗涮涮，挣几个铜板度日。有些年纪大的太监手艺好，会做宫里的点心，偶尔做一些拿到街上卖，也能换几个钱。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好歹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贾英华在书里写过兴隆寺冬天的情形。庙里没有炭火，太监们几个人挤在一张炕上，合盖一床被子。有人冻得睡不着，半夜起来在院子里来回走动，走到身上有了点热气再回去躺下。
这些人里头有的曾在紫禁城里走过最长的回廊，见过最大的排场。现在缩在一座破庙里，连条像样的被子都分不到。
孙耀庭就这样在兴隆寺里住了很多年。
日本人来了那几年，他在北京城里缩着脖子过日子，不敢惹事。国民党的时候也是一样，闷头过自己的。1949年解放后，新政府搞了一次摸底调查，发现兴隆寺里还住着这么一批人，就给安排了出路。孙耀庭被分配到北京寺庙管理处，当了个普通职工。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份有工资、有编制的正经工作。那年他四十七岁了。从九岁挨那一刀算起，他花了三十八年，才终于不再是奴才或者阉人，而是一个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的普通人。
日子本来在慢慢往好处走。可到了六十年代末，又一场风暴来了。
孙耀庭因为伺候过皇帝的经历被揪了出来。具体遭了什么罪，他后来不太愿意细说，只是跟贾英华提过一句："我这辈子跪了太多人了。小时候跪主子，后来跪这个跪那个，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一个人一辈子的委屈，浓缩在这句话里了。
风暴过去之后，生活总算平静下来。
八十年代，社会风气变了，大家开始对过去的历史感兴趣。孙耀庭作为中国最后一个有据可查的太监，突然成了记者和学者们追访的对象。
贾英华是跟他接触最深的人。两个人前前后后聊了好几年，从宫里的规矩到净身的细节，从端康太妃的脾气到婉容的日常起居，事无巨细。后来整理成书，就是那本《末代太监孙耀庭传》。
但孙耀庭有一个话题始终不太愿意碰，就是净身的经过。每次有人问到那一刀的细节，他都摆摆手，把话岔开。那道伤疤长在身上快八十年了，皮肉早就愈合了，可有些东西不是皮肉能愈合的。
晚年的孙耀庭住在北京广化寺的一间小屋里，是政协帮忙安排的。屋子不大，收拾得很利索。他在宫里养成了爱干净的习惯，到老了也没改，桌上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有棱有角。
邻居们跟他处得不错。老头人和气，见谁都笑，小孩子跑到他门口来玩，他就摸出几颗糖给人家。大家都叫他孙大爷，没人喊他别的。
就是这三个字，孙大爷。听着平平常常，可你想想他这一辈子被叫过些什么：小孙子、奴才、公公、老阉人。到最后能被人平平常常地叫一声大爷，这在他的人生里已经算是一种奢侈了。
1996年，孙耀庭去世，活了九十四岁。
他经历过晚清、民国、日据、内战、建国，还有后来那些年的动荡和平反。差不多一个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他全赶上了。
他去世后有人去整理遗物，东西很少。几件旧衣服，一双布鞋，一只用了很久的搪瓷缸子，还有几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太监的衣裳，长得眉清目秀，站得很直。
看照片的时候你会恍惚一下。你会觉得照片上这个年轻人跟后来那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之间，好像隔着的不是时间，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其实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九岁那年躺在土炕上挨的那一刀，把他的人生劈成了两半。前半截还没来得及开始，后半截一直在弥补。弥补什么呢？弥补不了什么。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
孙耀庭这辈子没有妻子，没有儿女，这是他身体状况决定的，改变不了。贾英华问过他孤不孤单，他没正面回答，就说了句"习惯了"。
习惯了。三个字比任何哭天抢地都重。
后来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细节。孙耀庭晚年有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听收音机。他喜欢听新闻，听完了有时候自言自语评两句。一个前朝的太监，坐在九十年代的北京城里，听着收音机里播报的国际局势和经济改革，这个画面你想一想，会觉得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他大概是想看看这个世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那个把他逼上绝路的旧世界已经彻底没了，新的世界还在一天天地往前走。他追不上了，但他想听听。
写孙耀庭的故事，我一直在克制自己不要用太多形容词。因为这个人的一生根本不需要渲染，事实本身就已经足够说明一切。
一个九岁的孩子，因为家里穷，被父亲亲手送上了一条绝路。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他父亲也不知道。两个人都以为前面是好日子，结果走了几步路就塌了。塌了之后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只能继续往前走。
这不是一个关于太监的猎奇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穷人在荒诞的时代里怎样被碾过去的故事。
太监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从先秦到明清，多少人被这个制度吞噬掉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孙耀庭算是幸运的，他至少活到了这个制度被废除的年代，至少有人替他把经历记录了下来。
他走的时候九十四岁。据说走得很安静。
该跪的人都跪完了，该挨的苦也都挨完了。这一回，谁也不用伺候了。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