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要世态还炎凉着，人情还冷暖着，中国四大文学名著，迟早还会迎来电视剧重拍。到那天，剧组多半还将成立一个顾问团。顾问名单里除了古典文学专家，很可能还拟邀请对这四部小说作过评点的当代作家，比如刘震云。这就带来了谍战性质的剧中剧。

只要世态还炎凉着，人情还冷暖着，中国四大文学名著，迟早还会迎来电视剧重拍。到那天，剧组多半还将成立一个顾问团。顾问名单里除了古典文学专家，很可能还拟邀请对这四部小说作过评点的当代作家，比如刘震云。这就带来了谍战性质的剧中剧。

刘震云

关于刘震云的金句，网上不少，下面几句，流传甚广：“不读《红楼梦》，不知道上流社会有多渣；不读《金瓶梅》，不知道下流社会有多渣；不读《水浒传》，不知道兄弟义气有多假；不读《三国演义》，不知道人心有多黑；不读《西游记》，不知道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佛菩萨有多虚伪。”凭他这几句话，这些剧就不适合翻拍，因为这些话和剧组以及多数顾问的价值取向，估计格格不入。既要让编导吸收他的评论观点，又不暴露他的异见，此时的刘震云，不就像一个小心翼翼打入了顾问团内部的谍报人员？

为帮助刘震云在这场谍战中顺利融入对方内部，我想提醒他谨防四点容易暴露之处——

谍之贪：刘评三国

在《处世大讲堂》节目里，刘震云曾表示，《三国演义》证明真理在刀锋之上，实力而非道理才是说服人的关键。实力就是权力，权力的本质是剥夺而不是给予。暴力催生秩序，秩序又产生权力。在他看来，三国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好人，处处充斥着算盘和面具，这就是一本鼓动人心博弈的教科书，人心之险恶暴露无遗。你若不按这套权谋潜规则出牌，多半就得出局。

这不是什么新鲜见解，民间流传的“老不读《三国》”不就说的这个吗？刘震云的奇妙在于，他既把权力看成阴险之源，又把权力等同于生存的实力。于是，权力便是你为了生存得更好、而必须去主动重复的东西。你的跟着效仿的贪欲，即不知足的占有感，也便被激发起来了。既然权力的贬义和消极，已无法从生存条件的意义上被轻易改变，你便只能依样画葫芦，努力增强自己的权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会赢得不那么光明磊落，却是无可奈何的人生哲学——除非你不怕做人吃亏。

这样的鼓吹，无任何现代性色彩可言。因为它虽然强调权力的不可避免，却只着眼于用一种权力去取代另一种权力，实为一种赤裸裸的前现代观念：弱肉强食，改朝换代，活该。同样强调权力的不可避免，现代思想却完全不是这样论证的。刘震云忽视的正是这点。

在现代思想视野中，权力被和语言联系起来理解，成了话语权。除非不使用语言，只要人开口说话，就必会自带权力。这种权力并不失控，是无害的。因为语言在现代，被证明是符号的区分。在一张符号网中，每个符号相对于上一个符号，是权力的主体；相对于下一个符号，又是权力的对象。权力因而得到了制衡，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这就是现代社会鼓励合法竞争的原因。中国自古重农抑商，可在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西方思想家看来，合法合理地积累资本，是人对神的天职（责任感）和新教伦理的体现。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合法展开的竞争，在某种范围内允许权力的不等，可以让先富带动后富。权力由此成为推动社会再生产的积极生产性力量。相应地，权力的竞争不再心黑和险诈，而是在阳光下生机勃勃。

电视剧《三国演义》海报

所以，当刘震云说“秩序产生权力”导致“人心之险恶暴露无遗”时，他的说法仅仅对前现代社会有效。当他把这套心术放大为全局，弄成今天的职场宝典，有意无意地推崇，乃至上升到哲学高度来金针度人，倡导适应和强化权力时，就有不顾语境的误导之嫌。明明权力顺乎自然，却一惊一乍地抬高权力，把自己装扮得很在乎权力，岂不反倒容易暴露谍战身份？

谍之嗔：刘论水浒

刘震云认为，宋江一门心思都在招安上，把兄弟都害死了，李逵对宋江忠心耿耿，结果却是一杯毒药了却人生，林冲被逼上梁山，也要处处看宋江脸色行事。“没想到梁山的话语系统跟正统的话语系统，特别是人性和为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原来没有任何区别。”（刘震云《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哲学思想》，2021年9月4日《文摘报》8版；下文引用刘震云文章内容，皆出自此文）兄弟义气这东西，听起来热血沸腾，一旦和利益挂钩，便迅速变了味。今天还是称兄道弟，明天就可能成了你死我活的绊脚石。“恰恰是另外一个本来能够承认这种价值系统的江湖社会，又把他（注：此处指林冲）给否定了。这个荒谬性，卡夫卡和加缪也不过如此，还没施耐庵写得好。”一名读者，听完刘氏这番由厌恶而愤恨的议论，拊掌附和道：“这和现代职场又有什么不同？”

类似的分析，其实也早已多得去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既然《水浒传》被刘震云说得这般不堪，字里行间密布着义气表象下的相互利用，它怎么会一直流传到今天，成为没有被历史淘洗掉的文学经典呢？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剧照

要论对义气表象下真实人性的揭露，不是《水浒传》开始的。比它早的很多作品，比如唐代赵蕤的《长短经》，就阐述了用人过程中各种狡黠机变之道，比刘震云说的梁山和官方一脉相承之处，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何今天《水浒传》家喻户晓，《长短经》却知者寥寥？这表明，促使《水浒传》流传至今的因素，决不只限于刘震云说的这些，而还有其它因素。窃以为，这就是阶级性之外的永恒性。强调水浒英雄之间如何人心隔肚皮，江湖社会和朝廷一样无利不起早，这是一条阶级分析的思路。所谓“你死我活的绊脚石”云云，就是在讲得势的阶级和落魄阶级的等差。但《水浒传》能一代代口耳相传，难道仅仅是由于击中了阶级斗争的痛点？那么随着时代的更易，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和转移，按理说这部小说的社会效应便会消退。可事实是它仍然脍炙人口，为什么？因为它不仅写出了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真相，还写出了不同时代所有阶级作为人、作为有着共同人性的人的永恒追求，比如对光明和理想的不懈追求。在人类的精神文化中，以阶级斗争为性质的意识形态，并未占据全部内容。除了意识形态这一文化成分外，还有大量经过长期心理积淀、由文化心理与习俗构成的文化成分，起到沟通思想、交流情感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它们共同决定了任何时代的社会心理除了阶级性外，还有全民性、永久性的一面。正是这永恒的一面，使《水浒传》仍被今天的国人喜闻乐见。举个例子，第六十九回写卢俊义活捉史文恭、为晁盖报了仇、立下大功而被宋江推为山寨之主，卢却坚辞不受。面对亦有微词的众兄弟，宋江只得想出个折中之法来：

宋江又道：“如此众志不定，于心不安。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却有钱粮：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自来不曾搅扰他那里百姓，今去问他借粮，公然不肯。今写下两个阄儿，我和卢员外各拈一处，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焚香对天祈祷已罢，各拈一个。宋江拈着东平府，卢俊义拈着东昌府。众皆无语。

这个“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的动机，明显不能成立。因为两人既然你推我让，都不想当一把手，必都会故意不抢先攻下城池，这一来，故事就没法推进了。但最终卢俊义率先攻破城池，说明利益的权衡，并未挤兑良知的坚守，一种“还是要把事情做成”的理想主义姿态，在小说里没有因为种种“和利益挂钩”的事儿而被遮蔽。今天的人读水浒故事，若仍有“热血沸腾”的感觉，能说和这份超越机心的情怀无关吗？刘震云忽略的也正是这个。这使他的观点细细品来片面偏执——一嗔起来，不是同样有着暴露谍战身份的危险？

谍之痴（一）：刘说西游

佛家讲贪嗔痴。贪嗔之外，痴则表现为不知自相矛盾，一团麻。刘震云对《西游记》的说法，便流露出这一点。他坚信，这部小说里有“特别重大的哲学问题”，即“当最困难的时候，就剩唐僧一个人的时候，他仍然说我要去西天，而且所有的妖怪都冲着他来，他没有战胜任何一个妖怪的本事，他还要迎着妖怪走”，认定这体现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族群最缺乏的是目光长远的人，有本事的人比比皆是，有眼睛的人、有眼无珠的人也比比皆是，目光长远的人太稀少了”。

尽管也是老生常谈，终归没说错。但请听他接着往下说的话：每次悟空拿着棒要把这个妖怪打死的时候，总是天上传来了一个声音：“悟空，住手。”这人从哪儿来的呢？这妖魔鬼怪，是从菩萨那儿来的，从玉皇大帝那儿来的，包括从元始天尊那儿来的，从释迦牟尼那儿来的。这个问题是，你让我到你那儿去取经，妖怪又是从你那儿来的，为什么我要取这个经？取这个经又有什么意义？——这是在反思，去神佛处取经的过程，伴随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话和刘氏前面的话，遂产生了矛盾。

因为，当刘震云责怪师徒四人没认识到神佛们往往是妖怪们的后台、所取之经从而并不足以启蒙大众时，他没能换个角度想到，师徒四人自身也是充满了启蒙的优越感、从而等同于神佛们的。君不见，偷吃人参果那里，唐僧吃了一个，悟空、八戒、沙僧每人吃了两个。后果是，唐僧可活四万七千年，悟空三人则可活九万四千年，四个人都吃成了“长生不老仙”。《西游记》便讲述了四个不会死的人前往西天取经、一路上虽险象环生，却总能凭不死优势而搞定的故事。正由于他们作为启蒙者，忘了对自己也进行启蒙，所以唐僧才会上两次同样的当（被白骨精与老鼠精变化的女子所骗），才会两次赶走悟空（因打白骨精与打劫财的强盗）。至于三个徒弟，从头至尾，形象脾性都是一贯的，懒的一路懒到西天，躁的也一路躁到佛祖莲花宝座前。天遥地远十四年，看不出年龄上的变化和精神上的成长，一切都是决定好了的。如果刘震云不否认以上事实，他还会为师徒四人没取到真经而扼腕感叹吗？他理应想到，取经人和施经人，原本属于同一个序列，所以不仅没啥可委屈，而且是注定取不到真经的。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剧照

要真正实现取经的目标，离不开取经者自我反思。而一俟自我反思，就无法再如刘震云所同时讴歌的那般“迎着妖怪走”了。道理很简单，前者是怀疑，后者是信仰。要信就不能同时疑，就不能去敏感于取经背后的真相；要疑也就难以同时信，就不可能顺畅走向西天。两者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不相容的。你见过怀疑上帝存在的教徒吗？刘震云把两者视作都需要发扬的东西，放在一块儿谈论，未能察觉到其中隐含的内在矛盾。说他一时犯了痴，以至于差点儿暴露自己的谍战身份，当不为过吧？

谍之痴（二）：刘谈红楼

反过来，痴也可能不懂调和矛盾，一根筋。刘震云又发现“曹雪芹的理想人物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是块石头，林黛玉是一株草，这个草就是因为浇水活了，接着用眼泪来报答你，所以他认为世界上最清洁的东西是石头和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干净的石头，最后它的去处是去到哪里去了？到世界上最肮脏的地方去了，因为它被世界上最肮脏的人给架走了，一个是秃头的和尚，一个是跛脚的道士”。沿此刘震云得出结论：“对于清洁和肮脏关系的认识，我觉得是《红楼梦》里边一个探讨得特别别致的一个思想体系。”显然，无论从清洁到肮脏，抑或从肮脏到清洁，这两种状态被他设定为是截然对立的。

这样理解红楼世界的哲学，未免简单化。何为清洁？何为肮脏？两者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自明的。就像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对立的那样。一个理性、冷静地不断计算着各种名利、实施精致利己主义的人，恰恰是非理性的、疯狂的人，这类经验我们遭遇得多了。拿红楼世界来举例——

第六十六回宝玉给柳湘莲做媒，湘莲一听尤三姐出身便皱眉，表示“只要一个绝色的”。宝玉答道：“她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里和她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她又姓尤。”一句“真真一对尤物”，仍把女子当物品看待，出自宝玉之口，就顿时化清洁为肮脏，令一个先前视女子如无上奇珍的翩翩形象，在读者心中轰然倒塌。在诸如此类的语境里，你能贸然断言石头本质是清洁？

人性是复杂的，孰清孰浊，无法用某条规律来简单概括。精神分析学深刻揭示出，人在自以为用理性反对一样东西、征服对象的非理性状态时，总是会在无意识中，重复着他正在反对的这样东西及其非理性状态。所以，清洁与肮脏之间，与其说是二元对立的，不如说是相互渗透的。对此的阐发才是哲学。不注意统一这类矛盾，习惯于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思维，也会不小心忘记角色互换，在谍战中暴露身份啊。

《红楼梦》

以上四策，仅供刘震云先生参考。最后想补充的是，既然以作家中的评论家形象示人，那么评论前，先要做的一件工作是“研究现状梳理”。一梳理会发现，刘氏上面不少观点，在学术界早有了。且不说王学泰对游民文化的研究比之深入，像关于《三国演义》的权谋文化，刘再复的书里即有。对《水浒传》以及《西游记》的说法，前辈学者萨孟武等的笔下也早有相似之见。假如在评点前稍微做点这方面的功课，很多话想必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脱口而出，以为在咳珠唾玉，言前人之所未言矣。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