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954年，五代最后一个名君柴荣驾崩前，拉着一位73岁老人的手，托付后事。这位老人一生历仕五朝、八姓、十三帝，官居宰相之位二十余年。

公元954年，五代最后一个名君柴荣驾崩前，拉着一位73岁老人的手，托付后事。这位老人一生历仕五朝、八姓、十三帝，官居宰相之位二十余年。

在他死后，皇帝废朝三日，追封瀛王，百姓巷哭，众口一词称其为“圣人”。

然而仅仅几十年后，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指着他的名字破口大骂：“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司马光紧随其后，在《资治通鉴》里批他：“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

这个被后世钉在耻辱柱上的“奸臣”，名叫冯道。

而在央视开年大剧《太平年》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一袭素袍、静如秋水、在虎狼丛中尽力护佑苍生的长者。董勇饰演的冯道，眼睛里总有一抹无法察觉的疲惫与苍凉，那不是圆滑，是负重前行的隐忍。

这究竟是还原历史的复杂面孔，还是为千古罪人精心洗白？

当我们带着道德审判的放大镜走近冯道，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我们之所以愤怒，或许不是因为冯道有多无耻，而是从他身上，看到了那个在现实中早已学会“弯腰”的自己。

让我们先放下评判，走进那个真正的“人间地狱”。

冯道生于唐末（882年），死于后周（954年）。这72年里，中原大地经历了什么？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血腥轮回——五朝八姓十三帝，每一个皇帝的宝座下都堆满了人头。是“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丛林法则。是契丹铁骑南下，“打草谷”屠戮百姓的人间炼狱。

这是一个秩序彻底崩坏、道德沦为奢侈品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选择“从一而终”的忠贞，结果是什么？是像后唐末帝李从珂那样，兵败后举族自焚；是像后晋出帝石重贵那样，被俘后“青衣行酒”，受尽屈辱。

《太平年》的历史顾问、学者胡耀飞说了一句公道话：“影视剧中的形象，也可以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之一。” 历史本身没有真相，只有被不同时代解读的镜像。

欧阳修们生活在提倡“忠臣不事二主”的宋代，他们需要用纲常伦理来稳固新王朝的统治，所以冯道必须成为反面教材。但如果回到五代现场，同时代的人却“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

究竟谁看到的才是真实的冯道？

《太平年》编剧借冯道之口，念出了他自己的诗：“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这并非洗白，这是冯道自己一生的写照。

学者砺波护在《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一书中，注意到了冯道《长乐老自叙》里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在罗列完自己历仕的官衔后，冯道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孝于家，在忠于国”。

为什么是“忠于国”，而不是当时更常见的“忠于君”？

砺波护的解读一针见血：“在五代这样的乱世，想要与一个王朝、每位君主同生共死，那么无论有多少条命都不够用……相较于君主个人，还是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更为重要。”

这是冯道与后来那些道学先生最本质的区别。在他眼中，皇帝可以轮流做，但百姓还得活下去，文明的火种不能灭。

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有一次问冯道：天下丰收，老百姓的日子能过得好吗？

冯道没有歌功颂德，而是讲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谷贵饿农，谷贱伤农。”他念了一首唐末诗人聂夷中的《伤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

明宗听后，命人将这首诗录下，经常诵读。

那八年，是黑暗五代中唯一让百姓喘过气的“太平年”。

契丹主耶律德光攻入中原，面对这个杀人如麻的魔王，冯道没有选择以死明志。当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的回答，是一种看似卑微的智慧：“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就是这样一句马屁一样的话，让耶律德光听得很受用，收敛了杀戮之心。当时人都认为，契丹没有将中原百姓屠戮殆尽，“端赖道之一言之善”。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如果说冯道活在今天，他会是什么样的人？

一定是一个被无数公众号指着鼻子骂“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中年职场人。他跳槽频繁，历任五家公司，八任老板，但他干的活却无人能替。他不站队，不表态，不参与派系斗争，每次公司被收购、老板被抓，他都能被新老板恭恭敬敬地请回来继续当高管。

骂他的人说他没有职业操守，不懂什么叫“跟老板同生共死”。

懂他的人却知道，只有他在，公司这艘破船才不会沉，底层员工的工资才能按时发。

《太平年》的历史顾问胡耀飞在采访中提到，冯道所处的五代，“基本可以说完全没有观众基础”，但对于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而言，冯道“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为什么独一无二？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哲学——“功能性忠诚”。

他不是忠诚于某一个人、某一个家族，他忠诚的是“治国安民”这件事本身。他是那个时代的职业经理人，是乱世中唯一能够稳定运转的国家机器。

《旧五代史》记载，冯道“为人能自刻俭约”，随军出征时住茅庵、睡草堆，所得的俸禄大多用来救济困苦的百姓。乡野士人拿着文章来见他，他都认真阅读后装箱收藏。有人将抢来的美女送给他，他就地安置，设法送还家中。

这是一个洁身自好、心存善念的人。

但在那些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看来，只要他“失节”了，这一切就都可以视而不见。

这何尝不是现代职场的荒诞写照？

一个员工兢兢业业干了十年，部门被裁，老板跑路，他转身去了竞争对手那里。前同事们在群里骂他是“叛徒”，却没人记得这些年是谁在帮他擦屁股、是谁替整个部门扛下了KPI。

当我们用“忠诚”这把尺子去丈量所有人时，是否想过：在一个“老板”随时可能跑路、“公司”随时可能倒闭的乱世，忠于具体的人，真的比忠于职守、忠于专业、忠于良心更高尚吗？

最近网上有一种声音，试图用顾炎武“亡国亡天下”的理论为冯道翻案。他们说顾炎武区分了“国”与“天下”，“保国”是君主大臣的事，“保天下”则是匹夫有责，冯道做的就是“保天下”的事。

这恐怕是对顾炎武最大的误解。

有学者专门撰文澄清，顾炎武从未为冯道翻案。在《日知录》中，顾炎武明确将冯道与“假借孔圣之名，逢迎君上，私怀利禄”的胡广并称。他引欧阳修的评论，提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是指“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其核心是纲常伦理的崩坏，而不是百姓的生计。冯道恰恰是在纲常崩坏的时代里，用放弃纲常的方式去换取百姓的生计——这在顾炎武看来，无异于饮鸩止渴。

这就是冯道困境的核心：用破坏规则的方式去守护被规则保护的人，最终是会被规则反噬的。

我们不可能一边享受着他的“功能性”带来的福祉，一边用最高的道德标准去审判他的“不忠”。

《太平年》的结局，冯道得以善终。在乱世活到73岁，无疾而终，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饰演冯道的董勇在采访中说：“冯道这个人物最终的走向，我理解的是‘善终’。” 这里的“善终”，不仅仅是生命的结束，更是他在那个吃人的时代里，保住了自己作为人的底线。

他自称“长乐老”，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把所事的朝代、所得的官爵全部罗列出来。后人说这是炫耀，是恬不知耻。但或许，这是一种极致的反讽，是一种在失去了更高意义之后的自我和解。

历史学者陈尚君说，冯道有两句诗最能表明心迹：“已落地花方遣扫，未经霜草莫教锄。” 这是对生命的怜惜，对自然的敬畏。他的人生，不过是想在狂风暴雨中，护住根下的那一点泥土。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央视在洗白冯道吗？

不，与其说是在洗白，不如说是在逼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当我们站在和平年代指责一个身处乱世、手无寸铁的文人“没有气节”时，有没有想过，如果把我们扔进那个“人相食”的虎狼丛中，我们会比他做得更好吗？

这不是为冯道辩护，这是每个人在极端困境下的终极拷问。

《太平年》里的冯道，用那一袭素袍、静如秋水的面容告诉我们：真正的道德，或许不是挂在墙上的牌坊，而是在最黑暗的地方，依然愿意点亮一盏灯，哪怕那盏灯照亮的，不过是方寸之地。

而我们对冯道的愤怒与宽容，丈量的不是他的历史功过，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来源：影视背后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