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开年，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历史大剧《太平年》，将一段被尘封千年的历史重新拉回公众视野。后晋节度使张彦泽为筹军粮"舂磨砦，骨肉糜"，契丹铁骑屠城后"掘地三尺取人膏脂"，很多人接受不了，可惜这就是历史。《资治通鉴》有大量相应的记载，比如“城中食尽，民食堇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2026年开年，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历史大剧《太平年》，将一段被尘封千年的历史重新拉回公众视野。后晋节度使张彦泽为筹军粮"舂磨砦，骨肉糜"，契丹铁骑屠城后"掘地三尺取人膏脂"，很多人接受不了，可惜这就是历史。《资治通鉴》有大量相应的记载，比如“城中食尽，民食堇泥，军士食人”、“取妇女、幼稚为军粮”……可以说，将五代“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野蛮与失序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五代，不过是数千年间乱世的一个集中缩影。
不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唐虞夏商周始，中国的历史中轴，始终是以天命一统为指向的，那么历代判断天命归属、判断一统天下的强兵气象的标准是什么呢？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八个字“不抢粮食、不乱杀人”。
《太平年》这部剧真正触动我的，就是它触及了中国历史上所有“天命所归”者的一个共同起跑线：
对暴力使用的自我约束
。我们检索历史会发现，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回师开封，史载“人城后秋毫无犯”；南宋岳家军军纪森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虏”，换来的是“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朱元璋攻集庆时发布军令“民为吾之父母，扰民即亵渎吾父母也，斩无赦”；1942年春，抗战最艰难的阶段，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签发了一道独特的“树叶训令”，禁止部队与民争食树叶充饥；j解放军进藏后发起“满缸运动”，凡是在群众家借宿的，离开时必须把主人家的水缸，被西藏民众称为“"金珠玛米”（救苦救难的菩萨兵）。
在讨论任何一支蓝筹股时，我们都会看它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结构。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把一个政权、一支军队看作是这个市场上的“永续债”发行主体，那么什么才是它最核心的信用评级？就是这种对外的克制和对内的控制。
我们对照现代的"主权信用评级"概念，会发现这就是古代"天命观"的现代表达。2025年5月，穆迪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1，终结了美国逾百年的最高评级地位，理由直指"36.2美元万亿债务 pile、净利息支出将在2025财年超过9500亿美元，且政治僵局使财政修正无望"。无独有偶，惠誉2024年8月将以色列评级从A+下调至A，负面展望，明确归因于"持续军事行动与地缘政治风险对公共财政的侵蚀"，预计其2024年预算赤字将达GDP的7.8%，债务比率突破70%。
评级的本质，是对"暴力使用自律性"的定价。正如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所言："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垄断暴力的实体"——当这种垄断缺乏自我约束，不论是通过暴力还是金融手段，肆意掠夺民间资本（抢粮食）与人力资本（乱杀人），其主权信用必然遭遇降级。
而要做到“不抢粮食、不乱杀人”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其实非常不容易。
如果我们将“不抢粮食”和“不乱杀人”，看作是一支强军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那么支撑它们的，则是更深层次的“公司治理结构”。这背后对应的是两个决定性的经济与制度变量——后勤成本函数与委托-代理效率。
（一）“不抢粮食”背后的物流与行政管理体系
《孙子兵法·作战篇》有云："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
“不抢粮食”，本质上是对外部产权的尊重。但仅靠道德说教无法支撑十万大军的胃。岳飞治军虽严，但岳家军也存在“因粮于敌”的局限。真正让“不抢粮食”成为可能的，是建立起一套能够穿越复杂地形的
后勤保障体系
和
行政治理体系
。
1、后勤保障体系
明隆庆元年，戚继光的“军改”堪称早期"供应链优化"的典型案例。当时戚继光受命北上练兵，发现明军后勤保障混乱，士兵仅能依靠随身携带的干粮维持给养，难以实施长途机动作战。为此，他上书朝廷设立辎重营，每营编1120名官兵，配备80辆炮车，每辆车可装载米豆12石5斗，1个辎重营的给养可供1万人马食用3天，加上士兵自带干粮，可保障6天供应。同时，他还沿长城修建上千座“空心台”作为作为分布式军用仓储，储备粮草军械，通过“积钱谷、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构建闭环供应链。这套体系的建立，让明军彻底摆脱了“靠掠夺补供给”的困境，战斗力大幅提升，《武备志》评价其“师行常饱而敌忾不销，全赖于此”。这与2025年美国国防部《供应链照明报告》中"利用先进供应链分析可降低15%物流成本、提升25%运营效率"的结论遥相呼应。
反观五代时的军阀部队，如张彦泽部，未建立任何标准化后勤体系，军粮完全依赖“就地掠夺”，一旦遭遇城池久攻不下、粮草断绝，便会陷入“食人充饥”的绝境。据《资治通鉴》记载，此类部队的平均存续时间不超过3年，且战败率高达80%以上——掠夺行为不仅耗尽了民心，更导致补给不稳定，一旦遭遇强敌，便不战自溃，对应经济学中的"高交易成本"与"租值耗散"。
为此，历史至少在开国之初，都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后期保障体系。如唐代，为了保障边疆驻军，建立了严密的《军防令》体系，对兵役、武器管制、后勤补给做了详细规定，如“甲、弩、矛、槊等为禁兵器，实行国家管制”，并且对物资调拨的流程有着近乎苛刻的规范。朱元璋创设“卫所制”，士兵屯田自养，脱离对民间的依赖，从根本上切断扰民的动机。这些实质上都是在
用行政法令降低内部管理的“熵值”
。
1949年的渡江战役，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奇迹，更是一场物流奇迹。华东支前机构在短时间内统筹了3.6亿斤粮食、3.6万吨柴草，征集船只5000余条 。当时的支前指挥部实行“每日会商”制度，形成了“总指挥部—分区办事处—县支前大队”的三级指挥链条。这几乎完全契合现代供应链管理中的集成式物流模式，彻底打破了地域分割，实现了保障资源的集中调度。
参考：现代国防经济学中的"后勤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C = α·D^β·T·P，其中C为总后勤成本，D为运输距离，β为距离弹性系数（通常>1，意味着成本随距离指数增长），T为时间跨度，P为单位物资价格，α为制度效率系数
2、社会治理体系
但是，后勤体系的供给端毕竟在民间，单单在军中建立后勤保障体系还是不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
仰赖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这也是古代“天命所归”的治世气象，还是“流寇”的根本分别
。
比如楚汉战争，萧何为保障前线，建立了一套系统化、制度化的后勤与行政支撑体系，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早的“国家运营系统”。他构建了四大核心支柱：户籍动员、粮草运输、军需储备与法律治理，将后方从混乱之地转化为战争机器的能量中枢。
户籍与兵源动员体系：萧何接管关中后，迅速清查户口、建立“傅籍”制度，精准掌握适龄男丁与可征人力。他打破“老弱不从军”的旧制，征发“未傅者”（未登记服役的青年与老年）入伍并进行战前集训，史载“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在刘邦军屡次溃散时，总能迅速补足兵员缺口，甚至随打随补，实现“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这套兵役制度，甚至比2000多年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谓的“师管区”制度还要先进实用得多。
高效粮草运输网络：他首创“转漕关中”系统，打通从关中经水陆通道直抵荥阳、成皋前线的物资高速路，并通过设立中转粮仓、组织专业运输队，确保粮秣“给食不乏”，使汉军在长期对峙中始终不缺粮，而项羽则因后方不稳、掠夺无度而陷入“兵尽粮绝”。
军需储备与物资管理：萧何主持修建长安太仓（国家粮仓）与武库（兵器库），形成中央与地方联动的储备体系。他不仅囤积粮食，还规范兵器出入登记、质量查验与年终上计，确保武器供应稳定。更关键的是，他入咸阳时独取秦朝律令、地图与户籍档案，为后勤调度提供“大数据”支持。
制度化治理与民心凝聚：萧何推行“轻田租十五税一”、减免赋税、开放皇家苑囿供民耕种，并设立“三老”制度，由乡里德高望重者教化百姓、稳定基层。他主持制定《九章律》，将秦律简化为更符合民情的汉律，重建社会秩序，使关中百姓从恐惧秦法转向支持汉军，实现“政治认同转化为战争动员”。
这套体系的核心，不是靠一时的征发或掠夺，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战争的“造血能力”持续运转。刘邦能屡败屡战，不是靠运气，而是背后有萧何这个“CEO”在维持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那么从财政学角度看，这涉及税收能力、支出效率、转移支付三个维度：
维度
五代十国
北宋
现代国家
税收能力
节度使截留，中央薄弱中央统一征税现代税收体系
支出效率
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漕运统一调配预算管理制度
转移支付
几乎不存在初步建立完善体系
公共财政理论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是提供公共物品。军队后勤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当政府无法有效提供这一公共物品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军队被迫自行"创收"——即抢掠。
如果我们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
交易成本理论
来建模。在传统军队中，就地征粮（抢粮）的交易成本极低，但社会成本（民心流失）极高。而建立后方补给线，虽然前期固定投入巨大，却能无限降低长期的“社会摩擦成本”。《孙子兵法》提出"因粮于敌"的战略思想——"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在纯军事层面，确实是省钱省力，但是《孙子兵法》最大的不足也就在这里，只知“争天下”，不知“治天下”，忽视了民心和政权合法性，导致吴国霸业骤起骤落，徒为后来者叹。
（二）“不乱杀人”背后的军令军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不乱杀人”，是对武力的定价，防止暴力贬值。在经济学上，这涉及如何解决
委托-代理问题
——最高统帅部（委托人）如何确保一线军官和士兵（代理人）不滥用暴力，以免激怒民众、破坏战略大局。
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和完备的
军令军制体系
。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就强调："军政不肃，法律不严，遇敌则退，谁肯以父母妻子之身，而蹈必死之地？"唯有严明军纪，"使士兵畏纪甚于畏敌"，才能"令行禁止、舍生忘死"。
军纪，本质是一种承诺机制。通过建立可预期的奖惩规则，降低士兵的"道德风险"，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比如毛泽东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即提出"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以及后来完善的"八项注意"。正是这一逻辑的现代表达。
那么为什么必须强化军纪，并且进行制度化呢？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这是典型的重复博弈中的合作均衡。如果军队抢掠，民众就会反抗或逃亡，长期来看军队也会受损。但如果双方都遵守契约，就能实现
帕累托最优
。这也印证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但暴力需要道德正当性作为燃料"。如果凝练成公式，那就是：
军队信用 = 历史履约记录 × 制度约束强度 × 监督机制有效性
唐朝的法律体系，在这方面给出了一个“暴力定价”的详尽解答样本。《唐律》本着“军戎大事，设法重防”的指导思想，将军事犯罪罪名设置得周密详尽。如“乏军兴”罪，对于稽废调发军用物资者，“犯者合斩，故、失罪等”，即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延误了军需，都是死罪。更关键的是，唐律区分了“漏泄大事应密”和“非大事应密”，甚至针对战场逃亡，细分为“征名已定亡”、“临对寇贼亡”、“防人向防亡”等十余种情形，刑罚各异。这种精细化、标准化的军规，实际上是在给暴力划定“价格区间”，告诉每一个执行者：杀俘有罪、扰民必罚。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
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只有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制度，才能约束人性的欲望，实现和平与秩序。
”
如果说前面的分析是技术层面的拆解，那么更深层次的思考在于人性与系统。为什么“不抢粮食、不乱杀人”这么简单的道理，历史上大多数军队做不到？因为在生存受到威胁时，人性本能地会选择“损人利己”——抢劫。这是一种
高贴现率
的行为——抢劫当下的收益确定，而未来声誉的折现值极低。反过来说，对强军的追求，则是以当下的自我约束，追求未来的复利增长。
1942年的晋察冀根据地，面对旱灾和日寇封锁，树叶都成了稀缺资源。聂荣臻完全可以动用军队的效率优势去采摘树叶，但他选择了下发训令，“全区所有部队，将村庄周围15里以内的树叶，全部让给老百姓” 。这背后，是聂荣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到了军民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零和博弈。
正如《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 这句话看似是政治宣言，实则是最高级的系统论。当军队将自己嵌入到人民这个大系统之中时，它就不再是一个消耗性的“成本中心”，而变成了创造安全的“利润中心”。老百姓愿意"用小车推出胜利"，这是
非排他性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
——当政府提供的安全具有合法性，民众将自发贡献资源，克服"搭便车问题"。
当然，在军民这个大系统里，主要存在一个主要矛盾，就是有限的社会剩余产品与无限扩张的暴力消耗之间的矛盾。所以在这其中，有三个关键变量。
第一个就是，
对无限目标的理性自我约束
。从本质上说，秦始皇、隋炀帝、汉武帝都是掉进了这个坑里。前两者导致了两个王朝的短命，后者也险些重蹈覆辙。当然，所谓自我约束，也包含了社会顶层对穷奢极侈侵蚀民力的自我约束。所以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才指出，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投资理性化的表现就是建立系统化的决策流程，而非依赖情绪和直觉。
第二就是
制度的刚性化和穿透力
。军法为什么能执行？隋唐是通过《军防令》，将管理触角渗透到了“火”（最基本的作战单位），规定了每火配备的驴马、斧、钳、甚至砺石的数目，并辅以明确的惩罚措施。与此同时，用强大的国力，保障了军事供给的物质基础。本质上，就是奥利弗·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层级制替代市场，降低不确定性。
第三，在制度的刚性化和穿透力之上，随着历史的发展，还增加了一个新的关键变量：
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前头说得都挺好，但是士兵凭啥听你的，凭啥要守军纪共患难？就算有严刑峻法，还不能跑吗？不能叛变吗？所以，从朱元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引导人民”，到美国独立战争的“不自由毋宁死”，再到人民军队的“为人民服务”、“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种“为何而战”的使命感，以及从“生存”到“尊严”的价值跃升，使军队的凝聚力超越了单纯的命令服从，升华为一种集体信仰和内驱力。
作为反例，当唐代失去进取精神，制度积弊和生产关系崩裂（“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三位一体被土地兼并摧垮），摧垮了这一体系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因果链：
中央财政能力下降→后勤供给不足→节度使自筹→军队私人化→军纪松弛→抢掠成风→民心丧失→政权崩溃
。这与金融市场中的"杠杆循环"惊人相似：
收益下降→加杠杆→风险累积→强制平仓→资产抛售→市场崩溃
。
所以，我们可以将以上的论述，构建成一个体系：以三大子系统支撑完整的“强兵”体系：
所以，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来说，如果从军队转向现代生活，不论是个人资产配置，还是项目执行的角度来说，都可以将这一套体系作为行为准则的建立参考：
子系统
功能定位
经济学映射
风控体系约束欲望，防范风险承诺机制/重复博弈均衡规划体系行政治理、资源统筹公共物品供给/状态能力执行体系长期投资、理性执行交易成本最小化/物流成本函数
从资产配置视角，这三维模型对应：
风控体系=止损纪律：如索罗斯所言："判断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正确时获取了多大利润，错误时亏损了多少。"
规划体系=大类资产配置：桥水基金达里奥的"全天候策略"，核心在于风险平价与再平衡。
执行体系=定投与复利：正如巴菲特1957年致股东信中所强调："长期而言，市场将是称重机而非投票机。"
杜牧《赤壁》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历史从不相信偶然。 "东风"实则是体系能力的隐喻——周瑜的火攻若无标准化的后勤体系（蒙冲斗舰、燥荻枯柴）、制度化的军纪约束（黄盖诈降的执行力）、理性的扩张克制（联刘抗曹而非两线作战），便无法将"借东风"的偶然转化为"火烧赤壁"的必然。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答案，也是我们在任何动荡时代保持内心安定的锚——不是寄希望于"东风"的侥幸，而是
构建"不被风吹散"的信用估值体系
。
来源：冯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