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日本鬼子是像电视剧，电影里那么说中国话吗？

摘要：在这漫长的十四年里日本侵略者除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肉眼可见的深重灾难之外，在很多普通人平时不太留意的文化，风俗甚至日常语言等角落也留下了不少印记。

今天咱来聊一桩挺有意思的历史往事。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咱们国家的抗日战争足足打了十四年。

在这漫长的十四年里日本侵略者除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肉眼可见的深重灾难之外，在很多普通人平时不太留意的文化，风俗甚至日常语言等角落也留下了不少印记。

咱们平时看各种抗战题材的影视剧，里面的“太君”们一张嘴，经常操着一口极其古怪，拿腔拿调的中国话。

比如最经典的那几句：“花姑娘，你不老实滴干活！”“死啦死啦地！”“你滴，良心滴，大大滴坏了！”

这种极具辨识度的“太君腔”，对咱中国老百姓来说简直是一学就会，自带一种滑稽的戏剧感。

您去横店影视城看看，那些常年蹲守在片场的群演兄弟们一旦穿上那身黄呢子大衣，戴上屁帘帽，扮演起日本兵来这口音拿捏得那简直毫无压力，张嘴就来。

在咱大伙儿的普遍认知里影视剧里的日本人之所以这么说话，更多的是导演和编剧为了让观众一听就知道“哦，这是个日本鬼子”，特意给他们编造的这么一套滑稽可笑的专属台词。但实际上如果您翻开历史的卷宗仔细扒拉扒拉，就会发现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这种古怪的“太君腔”，真不是影视城里的编剧们一拍脑门就胡编乱造出来的。在真实的抗战期间，甚至再往前推的几十年里，很多日本人是真真切切地在用这种奇葩的语言跟中国老百姓进行沟通交流。

这种被日本人讲得磕磕巴巴，中日夹杂的“中国话”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

士兵中国语

”，日本民间也管它叫“

洋泾浜日语

”，或者还有个正式的名称——“

协和语

”。

那么，这种听起来让人觉得既可笑又别扭的“太君腔”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日本人好端端地为什么非得用这种语法错乱的方式说话？这种所谓的“协和语”对咱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又产生过哪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呢？

说到这种怪异的“太君腔”语调，很多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这肯定是抗战时期，日本人为了审问或者差遣中国老百姓突然发明出来的一种语言。但实际上这门语言的“资历”可比抗战悠久得多。

它的起源最早能追溯到甲午战争之前。

那时候的大清朝还没彻底垮台，就已经有不少心思活络的日本人跨海跑到辽东半岛地区做买卖，讨生活了。

您琢磨琢磨，那个年代既没智能手机也没随身AI，专业翻译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商贩要想和这些初来乍到的日本商人做成一笔生意，那是两眼一抹黑，鸡同鸭讲。怎么办？没办法，为了把口袋里的银子赚到手，双方都必须硬着头皮学点对方的语言。

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军方为了适应在中国本土作战和物资征用的需求就开始有组织地编纂了一些用来应急的速成教材。

您看看这些教材的名字——《

兵要中国语

》、《

日清会话速成

》、《

满洲自修

》……名字起得挺唬人，其实里头全都是那种简单粗暴的短句拼凑。

不过，语言这东西在底层的市井交流中从来都不是单向输出的。在这场乱糟糟的跨国接触里不仅日本人得学中国话，咱中国老百姓为了混口饭吃也被逼出了极强的语言适应能力。

当日本军队在东北的大连等地一登陆，原本宁静的码头上瞬间就热闹起来了。那些推着小车，挑着扁担的中国汉族商贩脑子那是相当灵光。他们心里门儿清：不管来的是谁，兜里有钱的那就是主顾。

这边日本兵刚合上《中国语速成》，还没来得及开口，那边咱的中国商贩为了卖掉刚出锅的热包子，热汤面，早已果断的投其所好用刚学来的半拉子日本话对着大兵们高喊：“米西！米西！”了。

这个“米西”就是日本语里表示“吃饭”、“进食”的俚语发音。

中国商贩简单地学会了几个词汇，再配合上手指嘴巴，比划肚子等肢体动作，日本军人一看就立刻明白了商贩的大概意思——这是叫咱们来买吃的呢。

你看，一个蹩脚地学中文，一个拼命地拽日文，这种夹生饭似的的“协和语”就在这种买卖关系中初步定型了。

当然，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沟通交流还仅限于最基础的“买卖提”，频率并不算太高。真正让这门奇葩语言开始大规模生根发芽的是后来的

日俄战争

。

在那场战争中，日本几乎是倾尽了举国之力，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

打完之后，双方直接以长春为界瓜分了地盘，沙俄控制了北满，而日本则直接夺取了关东州的租借权，并顺理成章地把南满铁路以及铁路两侧附属地的所有权权益都攥在了手里。

打这之后日本人的野心就彻底膨胀了，开始向满铁沿线的大大小小城市疯狂地进行大规模移民并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所谓“开拓团”。

到了1939年年底的时候，整个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数量已经达到将近90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虽然相对于本地土生土长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日本移民在总人数上依然属于少数，但他们却掌握着绝对的资源。

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高级日本官员出门当然能配个专职翻译，不用为听不懂东北话而发愁。可那些普通的日本平民呢？那些拖家带口来东北开杂货铺，理发店，种地的日本老百姓呢？显然没有配备私人翻译的条件。

可你要生活，要买米买菜，要跟街坊邻居打交道，沟通就是必不可少的刚需。买棵大白菜，修双破皮鞋总不能天天靠打手势交流吧？因此，一种不中不日，又中又日，听起来让人忍俊不禁的缝合式语言，也就是后来被广泛称为“协和语”的东西就在这个时期的大街小巷，菜市场和火车站里慢慢发酵成型了。

这种后来被东北老百姓见怪不怪的“协和语”，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构造？简单总结下来主要有三大极具辨识度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叫做“日语汉读”。

什么叫日语汉读呢？就是把日语里面原本的汉字词汇意思和咱中国汉字的意思进行强行杂糅，在读的时候又偏偏按照汉语的拼音去发音。

这么说可能有点绕，咱举几个生动的例子：

比如，在日语的汉字词汇里，“满员”这两个字，代表的是客满，人满了的意思。那些日本商户或者检票员在遇到客满的情况时就会直接对着中国老百姓生硬地喊出汉语发音的“满员”。

再比如“非常口”这个词，在日语里明明是紧急出口，安全通道的意思，但日本人用协和语表达时就会用中文口音大喊“非常口！非常口！”

不知情的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脑子里估计全是一团浆糊——什么口非同寻常？这不是瞎胡闹吗？

第二个特点是用日语的语法结构去硬生生地往中文单词上套。

这也是“太君腔”听起来最为别扭的根本原因。

咱都知道现代汉语的正常语序是“主谓宾”结构。比如咱们问：“你是干什么的？”主语是“你”，谓语是“是”，宾语是“干什么的”。

可是日语的语法规则跟咱们的完全相反。人家是“主宾谓”结构，动词通常要放在句子的最末尾。

日本人刚开始学说中国话的时候，脑子转不过这个弯，改不掉母语的语法习惯，于是就直接把中文词汇按照日文的倒装顺序往外蹦。

所以，“你是干什么的？”这句话被他们一加工就变成了那句咱们最耳熟能详的经典台词：“你滴，什么滴，干活？”

再举个例子，“这不是我的”，按照主宾谓的倒装逻辑翻译过来就变成了“这个，我滴，不是”。

以此类推，只要掌握了这种别扭的语法逻辑，您也能分分钟自创出一大段原汁原味的太君腔。

第三个特点，那就是中日词汇的终极杂糅以及那个永远也绕不开的万能后缀——“滴”（的）。

在影视剧里最常见的“米西米西”、“死啦死啦滴”，如果细心观察这些所谓协和语的句子，您就会发现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太君们讲的中国话几乎每一句结尾都少不了一个“滴”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日本人说话天生喜欢卖萌吗？

原来这跟日语的语言属性有着直接关系。

日语在语言学分类上属于

“黏着语”

。

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人在日常说话或者写文章的时候，如果没在词语或者句子的后面跟上一个助词（比如经常听到的“得斯”、“玛斯”、“嘎”、“呢”），他们就会觉得浑身难受，感觉这话跟没说完一样，悬在半空落不下来。

于是，当他们就在讲这种临时拼凑的协和语时为了满足自己内心那种对“语感”的执念，就找来了一个相当于万金油性质的汉字——“滴”（读作轻声的 di），把它当成了口语里的通用后缀。

不论前面说的是什么中国词儿，后面统统滴加上一个“滴”。

“死啦死啦滴！”“良心大大滴坏了！”“你的，快快滴！”这个“滴”字就像是块万能补丁贴在了他们支离破碎的中国话上，成了太君腔的灵魂所在。

这里多说一句有趣的题外话。

您如果看过那部家喻户晓的老电影《地道战》肯定对里头扮演山田太君的演员王孝忠老先生印象深刻。王老先生把那个狡猾，残忍又带着点滑稽的日本军官演得入木三分。

其实，王孝忠老先生的演技之所以这么出神入化是因为人家本人就是在伪满洲国时期长大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不仅正儿八经地在学校里学过日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亲眼见过真正日本军人的行事作风和说话腔调。所以在电影里王孝忠扮演的山田太君讲出的那些台词绝对不是瞎琢磨出来的，那是一口纯正地道带着浓厚时代背景的“协和语”。他在电影中塑造的形象也是最接近真实历史中侵华日本军官本来面貌的典范。

早期的协和语，主要还是老百姓在街头巷尾为了买卖和生活自发捣鼓出来的。可随着日本殖民者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发现这种语言其实非常便于对中国底层民众的差遣和管理，于是开始不遗余力地在民间推广这种“洋泾浜”语言。

比如在1925年的时候，由日本人主办的《

满洲日日新闻

》报，就专门辟出一个版面用片假名详细记录了流传在旅顺，大连地区民间最常使用的几十句汉日混合语，算是给这种非正规语言做了次官方的“拼音备注”。

到了1926年，这家报社更是变本加厉地直接把这些民间搜罗来的混合语集结成册编成了一本名叫

《从日知河畔语走向支那语

》的小册子开始公开发行。

有了这种类似外语速成大全的教材，无论是刚下船的日本平民，还是想赚日本人钱的中国小商贩，只要照着这本协和语速成小册子念，双方就都能连蒙带猜地大概听明白对方的意思。

在这个阶段协和语更多的还是基于民间交流，糊口谋生的强制需要。因为，普通日本移民需要买东西，中国老百姓需要做生意，于是双方就各退一步捏造出这么一种怪胎语言。

日本的统治阶层对此也是乐见其成，毕竟这有助于他们稳住地方的日常秩序。

但历史的车轮滚到了1932年，情况便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1932年，日本关东军扶持溥仪在东北炮制出了一个伪满洲国。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按理说他们应该顺水推舟把大家都在用的协和语推广开来。可伪满洲国的那些高层官员和日本顾问们却觉得这种中日杂糅、语法错乱的语言听起来实在是太跌份了。

于是，他们准备一步到位，迫不及待地发出一道又一道的通令：直接把纯正的日语强行命名为“国语”，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所有学校里强制要求必须以日语作为唯一的通行语言，企图对咱中国的新一代孩童进行彻底的“皇民化”教育。

不仅如此，他们还下令在东北全境严格查禁，限制传统的中文报刊和书籍的进入，把中国人的精神食粮全部卡死；另外又大肆向东北输入海量的日本书刊，并在车站、机关等很多公共场合蛮横地规定不准使用中文进行交流。

面对这种强加在头上的现实压力，东北当地的老百姓为了保住饭碗，为了不惹麻烦，不得不咬牙去学习或使用日语。

可一门全新的外语哪是那么容易就能学会的？发音、语法、词汇全都是横在普通大老粗面前的大山。

于是，日本官方虽然明令禁止但在中国底层的实际生活中这种四不像的“协和语”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成了东北老百姓和日本底层职员之间最普遍最省事的通行语言。

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幽默感总是无穷的。面对这种荒唐的语言压迫，当时的东北民间流传出了许多极为有趣的顺口溜，用极其辛辣的语言反映了当地老百姓的现实困境，同时也顺带嘲讽了日本人的做派。

比如当时流传极广的一段顺口溜是这么说的：

“

学会日本话，就把洋刀挎。

吃饭叫米西，骂人叫八嘎。

耳朵叫咪咪，鼻子叫哈纳。

打电话莫西莫西，再见叫撒哟娜拉。”

这段顺口溜把几个最常用的日语词汇完美地嵌进了中文的押韵句式里。

中国老百姓每天在日伪警察的眼皮子底下讨生活，心里憋屈只能靠着念叨几句顺口溜解解闷。

这里的“咪咪”其实就是日语里“耳朵（mimi）”的发音，“哈纳”则是“鼻子（hana）”的发音。用这种戏谑的方式消解外来的文化压迫是当时中国普通百姓极具生活气息的抗争方式。

其实，一开始那些侵华的日本军队可以说是相当自大。他们打心眼里觉得中国文化不如他们，根本不值得他们去学习。因此，绝大部分的侵华日军对学习正规的中国话表现得极不上心。

但自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之后，日本人的战线越拉越长，深陷在中国战场的泥潭里无法自拔。日本军方高层渐渐发现光靠步枪和刺刀是没法维持长久运转的。为了让基层士兵能够在广大的占领区进行所谓的“宣抚”工作（也就是欺骗和安抚老百姓），就必须解决最基础的语言障碍。

于是，日军高层又把日俄战争时期，甚至早到甲午战争时期编纂的那些《

中国话速成

》小册子找了出来，缝缝补补，重新编写出一套供士兵使用的“中国话速成教材”，强令士兵们学习。

然而，除了极少数使用频率极高的生活用语勉强能正常交流之外，大多数日本兵的汉语水平依然非常低下的。他们那种极其生硬的语调，不论是说话还是写字都在中国的土地上闹出了无数令人捧腹的笑话。

比如，战后有一位曾经在中国服役的日本侵华士兵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写下了这么一件让他社死终生的真事儿：

一天，有个初来乍到的日本士兵馋坏了，跑到当地一个中国农民的家里想跟老乡要几个鸡蛋吃。他用自己那半吊子的协和语夹杂着日语，比划了半天，中国农民憨厚地看着他满脸茫然，完全听不懂他在念叨什么。

这日本兵急中生智，心想日语里有汉字啊，我写下来你不就懂了吗？于是他找来一截木炭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卵”字，递给农民看。因为在日语汉字里“卵（たまご）”就是鸡蛋的意思。

老农民盯着那个字瞅了半天，皱了皱眉头还是直摇头，表示不明白你要啥。

这下日本兵急了，以为是自己写得不够详细，于是夺过笔在纸上又郑重其事地加了一个字，写下了“卵子”两个大字。

这回老农民一看这两个字，直接没憋住，“噗嗤”一声当场笑出了声，笑得肩膀直抽抽。

那日本兵满头雾水，拿着没要到鸡蛋的空碗回到了部队。他十分纳闷就把刚才去要鸡蛋的事儿原原本本跟随军翻译说了一遍。那翻译一听嘴里的茶水也直接喷了出去了，笑得直不起腰来，指着日本兵的鼻子骂道：“你个愣头青！这个‘卵子’在日文里是鸡蛋，可在中国话的地方方言里，那是啥意思你不知道？你跑到人家家里去指名道姓要吃那个东西人家老乡不拿扫帚把你打出来就不错了，还给你拿鸡蛋？”

像这样由于语言不通，生搬硬套而引发的荒唐事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占领区里简直是层出不穷。这种怪异的协和语也就伴随着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段子，在这片土地上畸形地流行着。

时间转眼来到了1945年。随着两颗原子弹落下和苏联红军的出兵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抗战一胜利，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大败亏输，中国国内就立刻开始了对这类“协和语”进行了全面清洗工作。毕竟这是一种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文化糟粕。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试图强迫中国老百姓进行同化教育想法的彻底破产，绝大部分依附于侵略势力的协和语也像秋后的蚂蚱一样迅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逐渐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

不过，语言这种东西一旦在民间生根发芽过，它的影响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彻彻底底地抹除干净。

这种当年被迫交融的语言依然在一些极其微小的生活细节中留存了下来。

其实，关于历史遗留的词汇，咱们需要理清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小细节。

现在如果去东北您还能听到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东北人管下水道的井盖叫“

马葫芦

”。

有些不太了解的人以为这是在叫水井，实际上“马葫芦”特指的是城市路面上的那种下水道铁井盖。

这个词的词源原本是英语里的“manhole（人孔/井盖）”，而日本人在吸收了这个外来词之后把它音译成了日语发音“マンホール（manhō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