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冬夜打开电视，荧幕上胡歌饰演的副县长多杰推着汽车在雪地里耗尽力气，只为队员讨回三万元工资。有观众发弹幕质疑，这样的官员是不是太不真实？可现实比剧集更冷酷。1994年2月，青海治多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押送盗猎分子时被伏击，零下40度的无人区，他冻成了跪射姿势的“冰

冬夜打开电视，荧幕上胡歌饰演的副县长多杰推着汽车在雪地里耗尽力气，只为队员讨回三万元工资。有观众发弹幕质疑，这样的官员是不是太不真实？可现实比剧集更冷酷。1994年2月，青海治多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押送盗猎分子时被伏击，零下40度的无人区，他冻成了跪射姿势的“冰雕”，右手还搭在扳机上。这就是《生命树》中“博拉木拉”故事的原型，也是可可西里真实的旧事。

剧组为了还原这些巡山人的生活，采访了两百多名队员，收录137个案子，在高原上实拍188天。导演侯鸿亮说，如果不用真切经历和真实细节，就无法展现这群人面对极端环境和外界误解的坚守。正如青海网友所言，虚构地名是因为这类故事可以发生在每一片需要守护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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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达杰1974年大学毕业后拒绝留在城市，却选择回到贫瘠的治多草原。九十年代初，没人理解他为何要保护野生动物。那时县财政年收入只有两百万，支出却高达一千万。老百姓日子都难过，谁会关心藏羚羊？可他没解释，只带人一趟趟进山。1994年1月8日，索南达杰最后一次带队进入可可西里，抓获20名盗猎分子，缴获1800多张藏羚羊皮。1月18日遭遇埋伏，他倒在太阳湖畔，终年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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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达杰牺牲后，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主动放弃副厅级职务，调任治多，接替西部工委书记之位。身边人都说他“自毁前程”，妻子白玛哭着拦他，他只说：“我姐夫没干完的事，我得去干完。”扎巴多杰组建“野牦牛队”，成员有退伍兵、待业青年、甚至被感化的盗猎分子。64个人，多数没编制、没工资，每次发薪都成难题。一次次与盗猎团伙的武装对抗，装备简陋、子弹有限。1998年11月，扎巴多杰在家中意外身亡，年仅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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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张藏羚羊皮能卖80美元，一条“沙图什”披肩在欧洲能卖到五万美元。盗猎团伙火力强大，巡山员平均每人只分到五发子弹。老队员们常常追到半路陷车、缺氧、胃病复发，最难时一天一包方便面，三人分吃。对方用枪，他们靠命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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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难的不是盗猎分子的枪口，而是身后的冷眼。九十年代的治多县，几乎没有人相信保护藏羚羊的意义。巡山队击毙盗猎者还要被调查是否“防卫过当”，缴获的皮张要层层上交，被怀疑私藏赃物。2000年，“野牦牛队”解散，多数成员失业回乡，只有少数进入保护区管理局。幸存者靳炎祖，曾因唯一活着归来被当成嫌疑人关押。几十年后，他们没社保、没荣誉，很多人带着伤病默默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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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选择继续。1996年，13岁的秋培扎西第一次进可可西里目睹盗猎现场，父亲被人持枪威胁。多年后，他母亲苦劝他离开，别再做英雄，可他还是回到治多，成为森林公安。2023年，可可西里保护站首次通5G信号，他给母亲打视频电话：“妈，你看，它们不怕人了。”1994年藏羚羊不足两万只，如今已超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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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牦牛队解散后，老队员吕长征因高原肺水肿几度被宣判“准备后事”，如今满腿静脉曲张，还说“没啥好后悔的，我儿子也在保护站。”山里没了枪声，这就是他们觉得最值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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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广袤土地反复上演。比如云南西双版纳的亚洲象保护队，也曾因缺乏经费和装备，队员甚至要自掏腰包买药品和油料；非洲肯尼亚的黑犀牛巡护员，常年与盗猎者周旋，工资微薄，家人反对，但一代又一代人在延续守护。反例则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因经济压力与政策摇摆，曾一度放任濒危物种偷猎，结果生态失衡，牧业损失惨重，最终不得不调整政策重新投入保护。

可可西里这些藏羚羊守护者的故事没有神话色彩，也无所谓官方英雄。他们只是三代人，用一条命接着一条命，把物种从灭绝边缘一点点拉回来。如今，副县长冻成冰雕的无人区里，手机信号满格，枪声消失了十六年，这些沉默的守护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来源：神秘青年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