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平年》中“兄终弟及”成为高频传位方式，核心是乱世生存的务实选择，既受五代“国赖长君”的时代铁律约束，也被剧中吴越、后汉、宋初的具体权力格局所强化，并非单纯的宗法偏好。

《太平年》中“兄终弟及”成为高频传位方式，核心是乱世生存的务实选择，既受五代“国赖长君”的时代铁律约束，也被剧中吴越、后汉、宋初的具体权力格局所强化，并非单纯的宗法偏好。

五代五十余年换了5朝13帝，幼主继位必致亡国是刻在统治者骨子里的教训。后周7岁的柴宗训被赵匡胤黄袍加身，就是最直接的前车之鉴。皇子多年幼或长于深宫，无兵权、无人脉，根本镇不住手握重兵的藩镇与权臣，弟弟多为成年宗室，长期参与军政，有威望、能控局，可瞬间填补权力真空，避免政权被篡。

吴越国钱弘佐英年早逝，临终传位弟弟钱弘倧，就是为了应对权臣胡进思与复杂的周边局势。吴越钱氏多次兄终弟及，本质是以成年宗室制衡权臣、保境安民的家族策略。吴越权臣胡进思废钱弘倧、立钱弘俶，虽有政变因素，但仍遵循“兄终弟及”的框架，因为这是最易被各方接受的权力交接方式。

后汉刘知远本想传子刘承训，却因长子早逝、次子刘承祐年幼，最终埋下权臣与幼主冲突的祸根，恰恰证明了乱世传幼的致命风险。

五代形成“亲王+开封府尹”的储君模式，为兄终弟及提供了合法路径。宋初赵匡胤传位赵光义，既受“金匮之盟”（杜太后以“幼主亡国”立约）的宗法约束，更因赵光义已任晋王+开封府尹——这是五代公认的储君标配，京畿军政尽在其手，势力已成，传子必引发内战，在“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乱世，保住家族江山远比坚守“父死子继”的宗法更重要。

《太平年》中的兄终弟及，不是温情的家族传承，而是乱世权力的理性计算——以“成年能力”优先于“嫡长血缘”，用横向传承换取政权的短期稳定。一旦天下统一（如宋太宗后），“父死子继”便会重回主流，因为此时皇权已稳，无需再靠兄弟制衡权臣。

来源：陇东漫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