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董勇饰演的这位宰相，提起了我的兴趣——一个老人家，从半死不活的出场开始，持续在场几十年。他是五代最强打工人，不断“跳槽”在不同的CEO手底下干活。他到底凭什么在乱世里活下来还活得很好？

长篇巨制《太平年》快播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物是冯道。

冯道是谁？

恐怕很多人和我一样，对五代十国历史本就知之甚少，仅限李煜的几首词、赵匡胤的几个名故事，其他人物都隐没在卷帙浩繁的史书中难有兴趣。

但董勇饰演的这位宰相，提起了我的兴趣——一个老人家，从半死不活的出场开始，持续在场几十年。他是五代最强打工人，不断“跳槽”在不同的CEO手底下干活。他到底凭什么在乱世里活下来还活得很好？

二相、三王、群士

《太平年》的磅礴故事，远看是一群人，近看，五个人。

一北一南，两个权臣。北面的冯道（董勇饰），侍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中原四朝加上辽，总共十一帝；南面的胡进思（倪大红饰），尽忠吴越，历仕五代钱王。

这两位以生命线贯穿五代史的相，引出了几十年间流水的帝王像，钱弘俶（白宇饰）、赵匡胤（朱亚文饰）、郭荣（俞灏明饰）三位青年看在眼里，心里埋下了治国平天下的种子。

盯住这五个人，《太平年》中其他人物就是他们的照见众生相的镜子或对比色。士有士的活法，将有将的活法，王有王的执拗。但最大的士夹在多位君主和更多将士之中，可想而知，冯道和胡进思的职场生存复杂性，远远大过其他人。

因此冯道和胡进思的出场，两位都给出了气宇不凡的震撼。倪大红凭《三国》的司马懿、《大明王朝1566》的严嵩名角色在前，早有“大奸似忠”的形象奠定基础。但董勇饰演的这位冯道，无论演员自身突破，还是历史人物的新奇感，在过往的历史剧中都不曾有——他上朝上得像要睡着了，到底是老奸巨猾，还是真的超然？观众难辨，历史更难辨。

“大忠似奸”的模糊性

要说胡进思在吴越的生存策略一直是杀伐果断，那么冯道的活法就是装死，装得半死不活。

这么说对他有点不厚道，但董勇给的演法确实跳出了我们对宰相的一般想象——死谏、大忠、满口仁德，冯道都不屑。他连话都懒得讲，朝堂上吵翻天了，他坐着咳嗽几声表态；石敬瑭快死了，等皇帝哀求托孤，冯道才勉强伸出双臂，抱下孩子。

冯道的出场形象，给人忠奸莫辨的疑问。显然，他不是我们常以为的那种大臣，但他坚持什么，凭什么在一个又一个皇帝入主中原时都能被拉上继续做相？问号始终埋在我心。

有个冷知识或许可以解答他的生存策略。原来那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千古名鸡汤，正出自冯道。他的原话是一首五言律诗《天道》：“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用今人的话来说，Just do it。用电视剧里的话说，当做则做。

在《太平年》第10集时，冯道与年轻的赵匡胤谈了一把心：

“老夫这一辈子，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武不能定祸乱，文不能致太平。所行所为，大多都是无用的。有用的，无用的，终归要有人去做。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却又是一回事。”

这番话，终于在适当时候坦露了冯道的真与忠。他为什么真呢？为事务本身。为什么而忠呢？为事务本身。

一种极致的理性与平静超越了乱世乱象——当每一个人，无论文臣还是武将抑或君主都不知该如何应对变乱时，冯道的法则只有一个，继续做事。做何事？该拟定国号拟定国号，该抚恤将士抚恤将士，钱财几何，人口几何，把who、when、how都落于实处。冯道只相信行政事务与百姓安乐本身的重要性，其他，一概不多言不多问。

因此在纷乱的人事之中，冯道的“半死不活”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秩序感。你看其他人都慌了乱了，他还在安安静静看书、吃饭、理东西。他的秩序感即武将乱世最需要的“礼”，当人人都可以揭竿而起自封为王，王的合法性就必须有人来建立或维持——冯道，正是那不可或缺的合法制度象征。

大儒的和平主义

史书如何记述冯道暂置一边，冯道本人撰写的小传，也可以看出他对秩序和理性的遵从。

在《长乐老自叙》一文中，冯道如此写道：

“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藩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祐。”

他将乱世中获得的福报，归于对儒教礼法遵从的结果。恪守本分，忠孝家国，无论贵贱，“事”为第一要务，方能经多难而获多福。

在《太平年》中，耶律德光入主中原时，董勇饰演的冯道站在明德门上，给出了鲜明的形象。天下易主了，他在意什么？明德门这几天不能开，不到正日子，就不合规矩。

耶律德光生气吗？气得要死。但气有什么办法，冯道说的也没错。

在这位老臣面前，规矩就是最大的理。任谁来也不能打破，你可以做我的君我的王，但我真正侍奉的是自古以来的礼——若你僭越了，我也不客气。

在礼的秩序光辉下，冯道的“半死不活”生存法就显得极为合理。江山易改，对事不对人。不管谁来做主他都一视同仁，该办的事好好去办，该干的活好好去干，“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箴言，有了具体鲜活的样子。

董勇在《繁花》中曾饰演一位市侩但又侠义的杭州小老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满脸堆笑，卑躬屈膝，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吃两块葱油饼，就扎扎实实地去浪潮之巅。而在这个五代乱世里，董勇又巧妙去掉忠臣的刻板印象——看似什么都不做的无为状态，假寐，耷拉眼皮，爱搭不理；但每一步又走得扎扎实实让人无法落下口舌，冯道凭的是一身儒学，经世致用贯穿始终。

如果将历史的望远镜拉近了看，在那样一个将王频出的时代，藩镇割据、金戈铁马已是人们习惯的景象。稀缺的恰是对礼法的遵从——不管多兵强马壮，得到天下之后，那些王终要面对如何服人心的巨大难题——亦即皇权的正当性和可持续性。

甲胄之身加披黄袍，童谣四起误传谶言，这些都不过是暂时笼络人心的“术”。要坐稳王位，让天下人信服，真正的“道”需要帝王们自去领会。而冯道在践行的、推崇的，正是他们所缺乏的治世智慧。

在《太平年》第33集，从来不苟言笑的冯道终于露出一丝笑颜——“苦等四朝，不想郭雀儿竟是真主”——后周郭威远赴曲阜拜孔庙，冯道大喜，这就是他心中王的正道。

而当郭威真正坐下来和冯老谈治国之道，“何为儒”一问，牵引出四朝宰相苦闷心中的学问。“儒者，人之所需也。曰生死，曰衣食，曰忧乐，即为一人之儒。众人之所需，即为天下之儒。于朝廷而言，即是天下人心。”

至此不难看出，冯道真正的忠，在意的并非谁为国主，谁为人王，而是谁能满足天下人所需——在世众民，衣食忧乐，才是掌权者应最关切的问题。那么换为今日的话也不难理解：“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太平年》里冯道心中的真理。

董勇塑造的士大夫形象，让我想到马克斯·韦伯所著《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不同于史学家们将具体的帝王将相逐个分析，韦伯把繁杂的时空和人都安排退后，从文明的图景之中抽取普遍的规律，供读者揣摩。

有关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他写道：

“惟有精通文献与传统之人，才被认为是够资格在仪式上与政治上，正确地指导国内的行政，以及君侯正确的卡理斯玛生活样式的人。”

“儒教是要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

“儒教所关注的只是此世，而且就是如此存在的此世事物。”

《太平年》中的冯道，正是韦伯所观察的儒教之典范、士大夫之翘楚。他没有胡进思出身武将的乖戾气息，始终从文献与传统中探寻自我存在的合理性——将礼法内化于心，将秩序应用于普遍的人事。他小心翼翼地克己，保持理性与和平的姿态，而这种姿态最终影响了郭威、郭荣乃至赵匡胤——从五代开始的武将吃人，到五代结束时的文治，冯道暗自成为一条主线，讲述我们文明基因中某种普遍的生存哲学。

如今，冯道化身为五代最强打工人、职场不倒翁，留下他的千古名句。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当面对所有时代都有的不确定性，我们个体能做的，只有找到自己的确定性并做下去，是冯道给我最重要的启示。

来源：影界纵横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