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开年，一部将镜头对准中国历史上最“冷门”时期之一——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太平年》，出人意料地成为席卷全网的“现象级”作品。它没有选择耳熟能详的盛唐气象或大明风华，而是毅然踏入政权更迭频繁、史料相对零散的“历史空白地带”。这部由杨磊执导、董哲编剧的剧集，

2026年开年，一部将镜头对准中国历史上最“冷门”时期之一——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太平年》，出人意料地成为席卷全网的“现象级”作品。它没有选择耳熟能详的盛唐气象或大明风华，而是毅然踏入政权更迭频繁、史料相对零散的“历史空白地带”。这部由杨磊执导、董哲编剧的剧集，以吴越国主钱弘俶“纳土归宋”这一和平统一事件为核心脉络，不仅收获了CVB收视率破3%、全网播放量超7.6亿次的亮眼数据，更掀起了一场全民“补课式”追剧与历史探讨的热潮。《太平年》的成功已然超越了一部普通影视作品的范畴，它成为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审视历史正剧在当代的生命力，以及那段纷乱岁月中，人类对“太平”的永恒渴望如何跨越千年，与今人产生深刻共鸣。

五代十国，在公众认知中长期处于尴尬的“沉默困境”。这段介于唐宋两大王朝之间的七十余年，政权林立、更迭如走马灯，被戏称为“散装历史”。传统历史剧往往对其敬而远之，因其线索繁杂、缺乏一以贯之的宏大叙事。《太平年》的破局之道，在于它摒弃了面面俱到的编年史叙述，巧妙地以“太平”二字作为价值核心与叙事度量衡，搭建起清晰的两代人框架。老一辈如冯道、郭威，是乱世中艰难维系秩序与民生底线的守护者；年轻一代以钱弘俶、赵匡胤为代表，则在时代洪流的博弈中，探索着实现理想的不同路径。这种聚焦，使得庞杂的历史有了清晰的情感主轴和思想落点。

更为重要的是，剧集没有将这段历史简单标签化为黑暗与混乱。它通过

双线并行的对比叙事

，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北方战线，是“礼崩乐坏”、人性沦丧的极致图景，“舂磨寨”吃人、军阀纵兵抢掠等情节，皆源于史书记载，将“人命如草芥”的残酷具象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吴越国在“保境安民”国策下，兴修水利、发展海运、文化昌盛的“世外桃源”。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普及了历史知识，更让观众直观地理解了“太平”为何成为那个时代最稀缺、最珍贵的公共产品，从而为钱弘俶后续的终极抉择奠定了坚实的情感与逻辑基础。

《太平年》最核心的戏剧张力与思想升华，集中于对“纳土归宋”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度诠释。公元978年，吴越国主钱弘俶审时度势，主动献土于北宋，完成了一次罕见的和平统一。剧集没有将这一事件处理成简单的投降或妥协，而是将其塑造为一个充满人性挣扎、利益权衡与崇高牺牲的复杂抉择。

钱弘俶面临的，并非如何开疆拓土，而是

“如何放弃江山”

。作为一国之主，他有对先祖基业的责任与眷恋；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乱世中的守成者，他更深知肩上万千生灵的福祉。剧中，北宋统一大势已成，吴越国在地理和军事上已无独立可能。抵抗，意味着富庶的江南大地将沦为焦土，八十余年积累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归附，虽失去王权尊严，却能保全百姓性命与文化血脉。钱弘俶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一选择，被主创团队提炼为

“舍一家一姓之荣，保千万生灵之安”

，使其超越了个人荣辱与政权得失，升华为一种以退为进、以舍求得的文化智慧与文明担当。

这一叙事，打破了历史剧长期以来“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式。它让我们看到，在历史评价的尺度上，除了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

审慎的克制、避免无谓牺牲的智慧、以及对生灵的最高尊重

，同样值得被铭记与赞颂。正如剧中所展现的，真正的力量，未必总在锋芒毕露的征服中，也可能蕴藏在“铸剑为犁”的深远格局里。

《太平年》的剧名，初看平实，却蕴含着全剧的灵魂。它源自北宋完成统一后的年号“太平兴国”，更承载着主创对那个时代及当下世界的深刻思考。导演杨磊在创作初期便指出：“当今世界多地战火不断，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国家。” 正是这种当代视角，使剧集的历史书写充满了现实关怀。

全剧通过多个维度构建起“太平”的价值体系：

民本维度

：后周太祖郭威的一句台词点明要害：“决定天下命运的，不只有长枪大剑，还有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将抽象的“太平”具象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人性维度

：剧中赵匡胤、钱弘俶、郭荣三人在血战后的汴梁城墙上，许下“能得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的朴素愿望。这个场景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超越了具体的政治谋划，触及了人类在动荡中对安宁生活的普遍渴望。

文明维度

：“太平”是文明存续与发展的前提。吴越国的繁荣与文脉传承，正是和平环境的直接成果；钱弘俶的抉择，在本质上是对文明火种的守护。

这种对“太平”多层次、沉浸式的呈现，成功唤醒了当代观众的历史记忆与和平觉知。它让观众意识到，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和平，并非理所当然，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历史关头做出明智乃至牺牲性抉择的结果。这种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是《太平年》能够“读懂”观众内心渴望、实现精神“双向奔赴”的关键。

《太平年》的成功，离不开其作为一部“纯正历史剧”在制作上的虔诚与匠心。在快餐文化盛行、短剧当道的今天，它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但值得尊敬的道路：做一道需要观众静下心来“细品的大菜”。

这种追求体现在多个层面：

极致的考据与还原

：创作团队秉持“所有事情都要考据”的“现实主义”态度。从38000平方米的场景搭建、8000多套古法“草木染”的服饰（如三品以上服紫），到钱弘俶所戴五代特有的“朝天幞头”，细节处处彰显历史质感。

技术上的挑战与突破

：剧集采用8K超高清技术拍摄，这在国内电视剧中属顶尖配置。高分辨率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呈现极致画面质感的同时，也让服装、头套等任何细微瑕疵无处遁形。为此，后期专门增加了

超过800分钟的特效时长，仅用于修补这些瑕疵

，其工作量甚至超过许多剧集特效的总和。这不仅是对制作经费的考验，更是对工匠精神的极致追求。

表演与台词的深度

：剧集汇聚了倪大红、朱亚文、白宇等实力派演员。表演的难点远不止于驾驭偏文言化的台词，更在于挖掘大量历史情境下的“潜台词”。

《太平年》的热播，被许多评论视为

“纯正历史剧的回归”

。它证明了，并非观众“咬不动硬菜”，也非市场“容不下正剧”，关键在于作品是否具备了扎实的戏剧内核、深刻的历史思辨和精湛的艺术呈现。

它的成功为历史剧创作带来了多重启示：

题材开拓

：不必总是扎堆于热门朝代，冷门历史中同样蕴藏着丰富的故事宝藏和独特的思想价值。

价值创新

：可以突破“权谋至上”“成王败寇”的叙事窠臼，从文明延续、民生福祉、和平统一等更宏大、更贴近现代价值观的角度重构历史叙事。

制作标准

：在工业化制作体系中，坚守考据精神和工匠态度，是历史剧赢得观众尊重与信任的基石。

当然，《太平年》也面临一些争议，如其较高的信息密度、文言台词带来的观剧门槛等。但这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一种主动的审美筛选和文化自信的体现。导演陆贝珂坦言，保留文言文之美是团队的“私心”，因为“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该忘记”这种语言承载的文化韵味。

《太平年》不仅仅是一部优秀的电视剧。它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实践，让一段尘封的“散装”历史，通过严谨的考据、深刻的人性刻画和当代性的价值提炼，焕发出照亮现实的光芒。

在历史的长河中，权力的更迭如潮起潮落，但文明对安宁、统一与生生不息的向往，才是推动民族向前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太平年》的价值，正在于它精准地捕捉并艺术地放大了这一力量。它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历史的智慧与当下的思考，提醒着我们：对“太平”的珍惜与守护，是每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或许就是历史剧历久弥新的终极魅力——在回望中确认来路，在观照中坚定去向。

来源：影视深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