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视剧《太平年》收官之时，人们恍然意识到，它所开启的并不是一段陌生的乱世回望，而是一场文明制度的深度反思。五代十国在传统叙事中往往显得凌乱、阴冷、缺乏秩序感，其政权繁多、人物混杂、情势瞬息变化，仿佛只是大一统王朝为主的历史长河中一段无意义的噪音，成为学生和荧幕

电视剧《太平年》收官之时，人们恍然意识到，它所开启的并不是一段陌生的乱世回望，而是一场文明制度的深度反思。五代十国在传统叙事中往往显得凌乱、阴冷、缺乏秩序感，其政权繁多、人物混杂、情势瞬息变化，仿佛只是大一统王朝为主的历史长河中一段无意义的噪音，成为学生和荧幕的弃子。然而，《太平年》却让观众第一次真正看到，这段“噪音”其实是中唐至宋初两百年政治结构的真实内层，是所谓“盛唐”光辉褪去之后漫长回声的阴影部分。

这芸芸乱象并非虚构。节度使割据、藩镇坐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契约崩坏，君臣之间只剩虚伪言辞与互相利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饥馑与人相食不断冲刷着文明底线。社会失序的质地透过剧集变得清晰可感，令人意识到历史剧并非总以宏大荣耀的方式展开，它也可以在必要时展示出一种在惯性的腐坏中缓慢、垮塌，直至无人能再维持旧秩序体面的乱世之景。

更深刻的认识，我认为发生在对那些五代皇帝们的重新理解。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后周世宗郭荣，以及紧接其后的宋太祖赵匡胤初期时，其并非为暴君，也并非故意摒弃仁政传统不用，而是一个身处积习已久的暴力政治结构中，被时代塑造成只能以武力解决问题的统治者。他们所在的世界距离三百年前的“盛世治理”过于遥远，轻徭薄赋—礼法教化—实行王道，国家通过制度维系秩序的能力早已消磨殆尽。在一个政治合法性完全被武力竞争所吞噬的时代，君主即便想为仁，也不知如何施行仁政，一切治理工具都已损坏、断裂或失传。

这就使得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陷入当今我们所说的普遍的“制度性恶意”之中——并非个人的恶，而是历史结构的恶。制度破败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反向塑造统治者，使他们失去实施善政的手段与可能。他们不是不愿意仁，而是已经不知道何为仁、如何为仁。任何的办法就是“可自立为主”“悉数斩之”，连当代的观众到了后面都认为这是惯例与常态的时候，《太平年》成功做到用极具现实体知的细节让观众完全理解了这种历史性的困局。

五代十国后期形势（后周显德六年，959年）

也正因此，当郭荣说出“总要开始做这些事：赋税、水利、文教，事在人为”的时候，这种朴素而现实的力量令人印象深刻。他没有空谈帝王之术，而是一种来自废墟上的认知：只有恢复国计民生，恢复国家基本职能，恢复文明运转的内核，社会才有可能重新进步。把五代明君后周世宗作为处理开口，非常得体，它避免了英雄式的浪漫（开国君主），而是从一行伍中发际又登庙堂的现实主义者中，反映出“唐代制度亟需废除”这一必要而艰苦的历史任务。

我们后人学习王安石变法和宋代制度时，会经常聚集在历史社区嘲笑其谨慎、繁复甚至冗余，它几乎是“自废武功”，处处防范武人专权，最后造成两代皆亡于外患。但现在观众清醒头脑，会发现这并非文弱之辈的自缚手脚，而是对前面极端失序时代的恐惧、深刻反思与自我修复。一代曾被武力统治反复撕裂的人民，在重建制度时自然会把“抑武”“强文”“制度制衡”放在最高优先级。宋人并无先见之明，也不能脱离历史局限性，在彼时的社会环境中，“杯酒释兵权”甚至称得上是尧舜之举的上上仁慈解法，宋人设计繁冗的制度结构，仅仅在他们看来是为了让历史不再回到“制度性恶意”的深渊。鉴于此引申出的“中华文明从外放转变为内敛，直至推论出导致儒家学说被篡改为理学，走向窒息”，皆非当时人能思考之范围。这样的说法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诚然，唐代现在被认为是浪漫、开放、包容的，宋代被认为是压抑、节制、懦弱的。我们当今处盛世，自然会欣赏盛世之风华，鄙夷乱世之愚钝，但我认为更重要的不是欣赏谁，而是理解乱世中人们对恶行麻木无感背后的制度性失控，以希从根本上找到“万世太平”的总开关。

当视野放向更广阔的世界，也会发现类似的逻辑反复出现。

巴西在1988年的宪法中长篇累牍写入人权与社会保障，是因为它必须回应军政府时期的暴力记忆与延宕几百年的社会不公；

《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1988）

第七条

为提高其他社会条件，农村和城镇劳动者享有下列权利：

1.依照规定离职金的补充性法律之规定，保护不受没有理由的任意解雇。

2.就非自愿性解雇，享有失业保险。

3.为长期服务提供保证金。

4.提供法律规定的国家统一最低工资，以满足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存、住宅、护理、教育、健康、娱乐、衣着、卫生、交通以及社会安全，保障定期调整最低工资以维持其购买力。

5.根据劳动的强度和复杂性支付工资。

6.不得减少工资，但因集体协议同意的除外。

7.获取的可变动的补偿、保证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8.根据全额支付或抚恤金之数额支付13个月的工资。

9.夜间工作获取的报酬高于白天工作的。

10.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罪犯的工资。

11.依照法律规定，参与报酬之外的利润的分配，参与公司管理。

12.依照法律规定，给予低收人劳动者所扶养者以家庭津贴。

13.正常劳动时间每日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 ……

古巴在1976年的宪法里宣布禁止种族隔离，并令外人难以理解的详细列举了种种情形，正是因为该国曾经种族歧视的历史严苛达到惊人的程度；

《古巴共和国宪法》（1976）

第四十三条

公民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宗教信仰、血统，或其他侵犯人的尊严的形式，都享有国家赋予的、经革命得到的如下权利：

—根据自己的功绩和能力获得国家、公共管理部门和生产服务行业的一切职位和职务；

—根据自己的功绩和能力，可以被提拔担任革命武装部队和安全、内部部门的各级领导职务；

—同工同酬；

—接受对全体公民一视同仁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国家教育机构的教育；

—在所有医院都能得到治疗；

—在任何区域、地区或居民区居住，和在任何旅馆留宿；

—在所有餐馆和其他公共服务部门都应得到接待；

—不受歧视地使用海上、铁路、航空和汽车等交通工具；

—同等享受度假村、海滩、公园、社交圈和其他文化、体育、娱乐和休息中心。

墨西哥在1917年的宪法里强调宪政即使中断也必须继续生效，是为了防止该国数十次的革命与政变成为政治循环。

《墨西哥合众国宪法》（1917）

第一百三十六条

即使因某种叛乱而中断执行，本宪法也不失去其效力和有效性。在动乱中无论因何种原因建立了违背本宪法确立的原则的政府，人民一旦恢复自由，本宪法即恢复执行，无论是参加了从叛乱中产生的政府的人还是协助进行叛乱的人，均应当接受依照本宪法和据本宪法规定的法律进行的审判。

由此可见，制度并非以装点门面而创造，它是一种文明从历史失败中总结出的免疫系统，是避免重蹈覆辙的结构性努力。

私以为，《太平年》的真正创新性来自它提供了一种制度史的观看方式。这让我们充分明白：乱世并非天命，治世也非偶然；制度的存在，是文明对自身痛史的回应。理解中唐至五代十国，不仅会理解宋制何以如此行事繁复，也会理解制度纪律为何需要被严肃、维护与更新。

剧集在眼花缭乱的乱象阴影中，让观众看到我国文明曾经的至暗时刻。但在“太平年三人组”郭荣、赵匡胤和钱弘俶求索、反思和坚定的语气里，又让人看到制度重建的可能。治乱兴衰并非宿命与不可解，人类之所以能继续向前，是因为每一次灾难过后，总有正道将破碎的秩序重新锻造，从而诞生新的太平年景。

这正是：

风雨二百年，节钺乱河山。

宋代修文法，寄意太平年。

来源：读书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