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乱世中的博弈与抉择

摘要：后晋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不顾饿殍遍野，命令向百姓征粮。军营内，石磨沉闷地转动，碾出暗红血汤；大锅鼎沸，蒸汽中浮沉着森然人骨。墙角处，成串被缚的百姓瑟瑟发抖。“每户一石，粮食不够，人肉来凑”——这便是张彦泽四处搜罗来的“军粮”。

·《太平年》剧照。

作者：王晶晶

排版：余驰疆

公元941年，安定县。连年征战，又逢大旱。

后晋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不顾饿殍遍野，命令向百姓征粮。军营内，石磨沉闷地转动，碾出暗红血汤；大锅鼎沸，蒸汽中浮沉着森然人骨。墙角处，成串被缚的百姓瑟瑟发抖。“每户一石，粮食不够，人肉来凑”——这便是张彦泽四处搜罗来的“军粮”。

电视剧《太平年》一开场，便以极具冲击力的场景撕开了五代十国历史中残酷的一页。从开篇到北宋初年吴越王钱弘俶（音同触）“纳土归宋”，该剧在五代十国的乱世底色上，挥毫写出了“太平”二字，展开一幅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苍茫画卷。电视剧的热播，引发了公众对五代十国的空前关注。

·《太平年》剧照，乱世中民众生活困苦。

人民文娱记者分别对话该剧的历史顾问闫建飞教授、胡耀飞副教授，以及宋史研究者吴钩，试图透过荧屏的光影，打捞那段复杂历史中的真实纹理与人性微光。

一段“至暗时刻”

公元907年，朱温称帝，建梁国，史称后梁，唐朝正式覆灭。

至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史称后周）建宋，中原大地上，5个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战火中依次更迭。这5个朝代，被史学家称为“五代”。与此同时，南北各地又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史称“十国”。若以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掉十国中最后一个政权北汉计算，这段时间也不过72年。

短短数十年，裂土纷争，战火不断，民不聊生。这段中国历史的“至暗时刻”，让人不忍回看、不敢细观。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后名《新五代史》）就不断哀叹“呜呼”。连古人都受不了，何况今人。所以，长期以来，这是一段被忽视的历史。

·《太平年》中吃人、牵羊礼等场景，都引发热议。

“五代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差的时代。”闫建飞教授直言。社会失序、战争频仍、礼崩乐坏，是那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底色。甚至“吃人”场景，也并非电视剧夸张。从唐末黄巢起义就以人肉为军粮，“五代时候，武将吃人的事情非常普遍。还有武将苌从简专抓自己辖区内孩童来吃的记载。这在今天和平年代的我们看来，根本无法想象”。

“哪怕是皇帝，在那个时代都过不了太平日子。”吴钩说。五代里，最长的后梁不过16年，最短的后汉历时3年。“皇帝也要担心随时可能就被某一场兵变给推翻了。”而且，林立的各个政权，统治者大多不是世家大族，而是出身起义军的“流寇”部将或汉化“蕃夷”。“草台班子”的印记，打在那个时代的各个角落。

中国历史上，秦汉以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从220年曹丕称帝建魏国到581年杨坚称帝建隋），三百多年间，除西晋短暂统一外，都是割据战乱。那是大分裂、大动乱、大融合的时期。与之相比，五代十国是“小分裂”。

然而，若仅以“乱世”概之，则错过了历史更深的玄机。“它无疑也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闫建飞强调。在学者们眼中，五代十国是理解中华文明从唐到宋转型的枢纽，是一个“破坏与重建”并行的激烈变革期——旧的秩序在战火中被无情摧毁，新的制度萌芽则在夹缝中顽强生长。

政治结构上，唐末藩镇割据的痼疾，在五代政权快速更迭中被逐步解决，枢密院等关键机构从内廷转向外朝，为宋代成熟的文官政府体系扫清了障碍；社会阶层上，绵延数百年的门阀士族，经过唐末五代战争的涤荡，最终衰亡，宋代因此成为一个更加“世俗化、平民化”的社会，科举取士的范围空前扩大；城市生活上，唐代严格的“坊市制度”与宵禁，在五代战乱的冲击下彻底瓦解，城市格局变得自由；军事与财政上，战争成本转为国家财政压力，这倒逼吴越、南汉等各国，格外重视海外贸易与工商业税收，客观上刺激了经济活力。

“五代是一个破坏的时代。很多旧的制度被冲破，虽然过程残酷，但新的制度因此才得以建立起来。”吴钩说。

一个特殊的藩国

《太平年》剧情的核心矛盾与最终落点，在于吴越国主钱弘俶的“纳土归宋”。这一决定，常被后人简化为“和平统一”的典范。但历史的真相，远比电视剧复杂。胡耀飞在采访中说，钱弘俶的决策并非纯粹主动的献祭，而是在强大军事与政治环境重压之下的审时度势。

“吴越国在五代十国里是很特别的存在。其他政权从中央到地方，都乱糟糟的，它是相对安稳的，像一个世外桃源。”吴钩说。

如果从907年后梁封钱镠（音同流）为吴越王开始算，到978年其孙钱弘俶“纳土归宋”，71年的时间里，吴越国都在奉行一个政策：善事中原、保境安民。

钱镠是在阻挡黄巢起义中崭露头角的小将。他是浙江本地人，扫除当地大小反叛势力后，被唐王朝封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唐灭亡后，他审时度势，依旧奉中原王朝后梁为正统，被封吴越王。

他把王城选在了杭州，扩建王城，加固堤坝，发起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工程。有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923年，一个术士向钱镠建议，现在扩城扩府，在旧府第的基础上扩大一点，只能坚持百年国运。若能将西湖填一半来筑宫室，那国祚会延续千年。钱镠答：“百姓以湖水为生久矣，无湖等于无民，有国百年足矣。”

·杭州保俶塔，始建于五代吴越时期（907~960年）。

932年，钱镠去世。他有30多个儿子，第七子钱元瓘（音同惯）即位。钱元瓘继续遵行父亲的各种政策，等他去世后，他的3个儿子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又先后当上吴越王，承袭父祖，奉中原为正统，也不忘发展自身实力。吴越国最强盛时，实际控制范围内有13个州和1个郡，共86个县，占据今浙江全境和江苏、上海、福建的部分地区。

钱弘俶本是个闲散王子，最终却是“纳土归宋”的末代王。“当时五代十国其他政权基本已被北宋消灭，仅余北汉与漳泉一带的微小势力。吴越国长期以来尊奉中原正朔，且曾出兵助宋攻打南唐，其军事力量亦不足以抵抗北宋大军。在此形势下，和平交接成为对钱氏家族与吴越百姓都较为有利的选择。”闫建飞在审阅剧本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对这一情节的调整。“最初的剧本，把钱弘俶的主动性强调得太多了。这不符合历史人物的复杂心态。”

真实的历史中，“纳土归宋”充满了审时度势的权衡。

在专家们看来，钱弘俶的决策，基于几个关键因素：第一，“事大”国策的惯性——对中原王朝称臣，从未称帝，这与自称皇帝的南唐、北汉有本质区别。第二，清醒的时局判断。当宋太祖赵匡胤攻打南唐时，南唐后主李煜曾以“唇亡齿寒”游说钱弘俶联合抗宋。钱弘俶最终选择出兵助宋，表明他已看清宋的强大。第三，对民生福祉的考量。经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太平”已成为共同渴望。吴越国在钱氏治理下相对富庶安定，“而以吴越的军力不足以抵抗北宋的军队力量，与其孤注一掷，和平交接不失为一个对吴越、对中原、对钱氏自身都好的理性选择”，胡耀飞分析。

吴钩指出：“纳土归宋能实现，与当时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宽和也有关系。”他认为这并非单纯一方的“被迫无奈”，而是双方政治智慧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钱弘俶晚年的命运，民间乃至钱氏后人中流传着“被宋太宗毒死”的说法。胡耀飞在采访中澄清：“从史料看，钱弘俶纳土后仍在开封生活了十余年，至端拱元年病逝。其间，宋太宗确曾遣医赐药。所谓毒死之说，并无实据，很可能是因其在太宗遣使祝寿当夜突发疾病去世，而引起的猜测联想。”

一笔大胆的虚构

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太平年》难以逃避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的矛盾。

为精准复原五代宫廷风貌，创作团队从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汲取灵感，小到器物陈设、衣冠服饰，大到宴饮场景、空间布局等。作为历史顾问之一，胡耀飞主要是对官制、地名、文书等进行考据修正。但他也强调，对于剧中表现的钱弘俶早年出使开封、在台州调查田亩等关键情节，史书并无记载。

·《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局部），《太平年》里的宫廷生活风貌多从画中汲取灵感。（故宫博物院）

“我们把握的原则是：事件未必发生在此人身上，但这类事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可能真实存在。只要不违背基本史实与时代逻辑，合理的虚构有助于观众理解历史情境与人物动机。”胡耀飞说。例如剧中出现的吴越国黄龙岛岛主“俞大娘子”虽为虚构，却符合吴越国海外贸易繁荣的时代背景，且晚唐至五代确实有女商贾活跃于海上。

《太平年》里，最大胆的虚构应该是让钱弘俶北上，在契丹围城中，与赵匡胤、郭荣结下情谊。对这一笔大胆的虚构，闫建飞认为：“从历史上来说，其实是不大可能的。包括赵匡胤的地位，实际上比郭荣低很多，不应该是兄弟关系。但是从五代十国的主线来看，赵匡胤实际上是接续郭荣的工作往前走的。包括钱弘俶，在政治理想上，他们3人确实有共通之处。此类虚构虽于史无证，却实现了‘错时空的共鸣’。”这种精神层面的共通，恰恰是剧集想要传递的，即那个时代从上至下对和平的深切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