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剧中，沙陀人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称儿、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情节，再度引爆公众对这位“儿皇帝”的激烈争论：他究竟是被逼无奈的乱世求生者，还是出卖华夏山河的千古罪人？

2026年初，历史剧《太平年》以冷峻笔触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五代十国。

剧中，沙陀人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称儿、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情节，再度引爆公众对这位“儿皇帝”的激烈争论：他究竟是被逼无奈的乱世求生者，还是出卖华夏山河的千古罪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那个“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时代。

公元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猜忌石敬瑭，欲削其兵权。时任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困守太原，四面楚歌。若不反抗，必死无疑；若起兵，则兵力悬殊，胜算渺茫。在此绝境下，他选择了向北方新兴强权——契丹求助。

他开出的价码令人瞠目：

向契丹称臣，奉辽为宗主；44岁的他，向34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自称“儿皇帝”；割让燕云十六州，包括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山西北部的战略要地。

契丹欣然应允，出兵助其灭后唐，石敬瑭如愿登基，建立后晋。

从现实政治角度看，这是一笔“理性交易”。在五代十国72年间，政权更迭如走马灯，十四位皇帝平均在位不足五年。

忠诚、道义、民族大义，在刀锋面前不堪一击。军阀们信奉的是生存法则——谁有兵，谁就能当皇帝。石敬瑭的选择，不过是乱世中无数节度使的缩影。

《太平年》编剧并未将石敬瑭简单妖魔化。剧中借其心腹桑维翰之口道出：“非不知耻，实无路可走。”这种演绎，试图还原一个被时代碾碎的人性挣扎。

然而，理解不等于原谅。

燕云十六州不是普通土地，而是长城防线的核心。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依此天险抵御北方游牧铁骑。一旦失去，华北平原门户洞开，骑兵可直抵黄河。

石敬瑭这一割，后果远超个人生死。

北宋立国后，始终无法收复燕云，被迫以步兵对抗辽、金铁骑，军事上长期被动；“澶渊之盟”虽换得百年和平，实为城下之盟；靖康之耻、南宋偏安，皆与此失地息息相关；直到1368年，朱元璋遣徐达北伐，才在432年后收回故土。

更致命的是，石敬瑭开创了中原皇帝向异族称臣称儿的先例。此举不仅丧权，更失节。正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所言：“石敬瑭之罪，甚于安禄山。”安史之乱是叛乱，而石敬瑭是以正统皇帝之名，主动引狼入室，将华夏屏障拱手相送。

《旧五代史》虽为其辩解“势穷援绝”，但《宋史》直接将其列入“叛臣传”。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更疾呼：“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可见，在民族大义的尺度下，个人的“无奈”难以成为开脱理由。

今日重审石敬瑭，争议本质在于两种史观的碰撞：

一是“情境主义”视角：强调历史人物受制于时代结构。五代十国礼崩乐坏，人命如草芥，“吃人充军粮”并非虚构（《太平年》首集即以此震撼开场）。在这样的地狱图景中，要求石敬瑭坚守“民族气节”，是否过于理想化？

二是“道义主义”视角：认为某些底线不可逾越。无论多乱，割让战略国土、认贼作父、牺牲千万百姓安全以换一己皇位，都是不可饶恕的背叛。正如剧中那句振聋发聩的台词：“是非善恶，一定是有的。”

《太平年》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而是通过赵匡胤目睹乱世人相食后的誓言——“终有一日，我要终结这乱世”——暗示：正是石敬瑭这类“权宜之计”的累积，才让中原沉沦数百年。而赵宋“杯酒释兵权”、重文抑武的国策，正是对五代军阀逻辑的彻底否定。

石敬瑭或许是个能干的将领，但他作为皇帝的选择，注定被钉在耻辱柱上。我们可以同情他的处境，但不能美化他的行为。因为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发生了什么”，更在于确立“什么不该再发生”。

《太平年》之所以引发共鸣，正因为它敢于直面历史的黑暗面。当观众看到张彦泽磨人充粮、百姓易子而食时，才真正明白：所谓“太平”，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数人用血泪换来的珍贵秩序。

在极端环境下，人性可能扭曲，但文明的底线——对土地的守护、对同胞的责任、对尊严的坚持——永远不该被交易。

千秋史册在上，江山在下。有些错误，纵有千般理由，亦不可原谅。

来源：读书悟道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