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末约朋友喝茶，闲话间扯到追剧。她抿了口茶，有点感慨地说，上次能让她从头到尾、一集不落追完的历史剧，想来想去，竟然还是十多年前的《甄嬛传》。这话让我愣了下神。可不是么，中间这么长的年月，历史剧出了不少，但能称得上“全民话题”的，似乎真的断档了。然后我们聊到了昨

文/汤姆TAN

周末约朋友喝茶，闲话间扯到追剧。她抿了口茶，有点感慨地说，上次能让她从头到尾、一集不落追完的历史剧，想来想去，竟然还是十多年前的《甄嬛传》。这话让我愣了下神。可不是么，中间这么长的年月，历史剧出了不少，但能称得上“全民话题”的，似乎真的断档了。然后我们聊到了昨天刚开分的《太平年》，豆瓣7.8分，在同期剧集里一骑绝尘。这个分数本身不算惊世骇俗，但它出现的时间点，以及它引发的讨论规模，让我觉得，事情好像起了变化。一种久违的、全民级的历史剧追看热情，似乎借着这部剧，悄悄地回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太平年》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甄嬛传”？这并不是说它们剧情相似，而是指它们各自点燃了一个时代对某类剧集的集体饥渴，并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重新定义了观众与历史叙事的关系。

首先得问，《太平年》凭什么能引来这股热潮？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友好”。背景是五代十国，中国历史上最乱的一段，五十多年里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换。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台词半文半白，前几集看下来，很多人连名字都记不全。它没有《甄嬛传》里那种密集的宫斗机锋和情感纠葛作为抓手，反而开场就直面乱世最残酷的真相，比如“人相食”这样的场景。这怎么看都不是爆款的配方。但恰恰是这种“不友好”，成了它最大的吸引力。观众，尤其是当下的观众，可能厌倦了被当成只能接受简单信息的消费者。当一部剧敢于设定认知门槛，不急于讨好，反而激发了一种逆向的征服欲。大家开始边看边查资料，讨论剧情变成了讨论历史，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阅读量轻松过亿。它把观剧从一种被动的娱乐，变成了一场主动的探索和智力游戏。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稀缺品：严肃的思考。在一个信息碎片化、情绪速食化的时代，《太平年》沉下心来讲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一个在绝对困境中，关于和平、责任与牺牲的故事。它不提供简单的善恶答案，而是呈现选择的重量。这种精神层面的诱饵，吸引了一大批渴望深度内容观众的内心。当一部剧能同时满足观众的求知欲、思考欲和某种“我看懂了复杂东西”的成就感时，它的流行就不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的填补空白。

当然，说它是第二个“甄嬛传”，绝非指它们是一类剧。它们的区别，比相似点要多得多，也深刻得多。第一，也是最根本的，是类型的分野。《甄嬛传》是经典的古装剧情剧，或者更具体点，是宫斗剧的巅峰。它的戏剧核心在于个人在封闭权力结构中的生存、斗争与情感。而《太平年》是旗帜鲜明的历史正剧。它的野心不在于编织个人的悲欢离合，而在于试图理解并呈现一段宏大的历史进程，以及推动这进程的复杂动力。一个向内深挖人性幽微，一个向外勾勒时代经纬。第二，叙事的驱动力不同。《甄嬛传》的驱动力是“欲”，是求生、争宠、夺权、复仇，这些强烈的、个体化的欲望推动情节狂奔。而《太平年》的驱动力是“责”，是“何以安民”、“何以为君”的政治伦理，是面对统一大势时，一家一姓的荣辱与千万生灵性命之间的沉重权衡。前者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后者让人心情沉重思考。第三，与观众建立的连接方式不同。《甄嬛传》建立的是“代入式”连接，观众很容易将自己代入甄嬛的视角，体验她的隐忍、智慧与复仇的快意。但《太平年》几乎拒绝这种简单的代入。观众很难完全代入钱弘俶或赵匡胤，因为他们做出的决定太过重大，离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太远。它建立的是“凝视式”连接，邀请观众作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去审视、去理解、去评判那段历史与那些人物为何如此选择。这种距离感，反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一种冷静的、带着史感的观看。

和《甄嬛传》还有一大不同的点，在于《太平年》是一部“男人剧”。提到历史正剧，尤其是男性角色众多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那些风靡的“辫子戏”。那些剧里也不乏帝王将相，但《太平年》里的“男人”，和那时荧幕上的“男人”，气息截然不同。这不同，首先在于“雄性气质”的呈现。老式“辫子剧”里的男人，其魅力往往建立在绝对的权威、运筹帷幄的智谋或情义千秋的豪迈上，是一种高度戏剧化、甚至浪漫化的英雄主义。而《太平年》里的男人，比如钱弘俶，他的力量感在于“克制”与“承担”。白宇的表演洗去了外露的锋芒，赋予角色一种内敛而渐进的气度。他的痛苦在于清醒，他的抉择在于割舍，这是一种更现代、更复杂的男性形象，力量不在于征服了多少，而在于扛住了多少，放下了多少。第二不同，在于权力观的演变。旧剧中男人们的权力斗争，常常是目的本身，是男人价值的终极证明，过程充满机巧甚至快意。但《太平年》展现的权力，是烫手的，是充满负累的。无论是钱弘俶还是赵匡胤，权力对他们而言，首要关联的不是享受，而是责任——对百姓的责任，对历史走向的责任。权力在这里不是勋章，而是十字架。第三，也是很有趣的一点，是对“暴力”的祛魅。老式剧集里，战争和暴力时常被赋予一种悲壮或豪迈的美学色彩，是男性气概的延伸。但《太平年》毫不留情地剥去了这层滤镜。它直接呈现战争的后果：饿殍、流民、人相食。剧中也有像张彦泽这样残暴的武将，但剧集并非渲染其悍勇，而是冷静刻画其如何被乱世异化，将人命彻底工具化的过程。这里的“男人世界”，不再是一个展示力量和智谋的舞台，而是一个审视权力伦理与暴力代价的场域。

那么，以《太平年》为标志，未来的历史正剧会走向何方？它或许指明了几条值得期待的路径。其一，是“视角下沉”与“议题上升”的结合。未来的剧集可能会更自觉地摒弃单一的“帝王将相”英雄史观，不再只聚焦于庙堂之上的权谋与征伐。像《太平年》那样，尝试“朝堂—市井”的双线叙事，让民间疾苦不再只是背景板，而是真正推动历史决策的情感支点和伦理依据。议题也会从“谁赢了”，更多转向“为何而战”、“和平何以可能”这类更具普遍人类价值的思考。其二，是“历史质感”将取代“古装质感”。观众对服化道的考究已经视为基础分，未来的竞争在于能否精准传递出特定时代的精神风貌、制度肌理与生活气息。不是人物穿着古装说现代话，而是要让观众相信，那些人就活在那个具体的、有时是陌生的世界里。《太平年》对五代十国混乱、失序、价值崩塌的时代气息的捕捉，树立了一个标杆。其三，是接受“慢”与“深”将成为一种卖点。在倍速观看成为习惯的当下，《太平年》反其道而行之，用沉稳的节奏、复杂的人物和需要消化的台词，筛选并聚集起了它的观众。这证明市场存在一个愿意为深度和严肃性付费的稳定群体。未来的历史正剧，或许不必再焦虑于如何“破圈”变得通俗，而是可以更自信地服务好这个渴望“入圈”深入探索的群体。其四，是历史叙事将更具“对话性”。它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由编剧灌输的“故事”，而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它抛出问题，但不轻易给出答案，留白处邀请观众凭借自己的历史知识和价值判断去填充、去争论。就像《太平年》对“纳土归宋”的呈现，不同立场的人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剧集与观众之间的智力对话，会使得观看行为本身变得更有粘性和延展性。

写到这里，我以为简单粗暴地将《太平年》和《甄嬛传》相类比，这本身是对《太平年》的不公平。《太平年》告诉我们，历史剧可以不只是情爱权谋的载体，它还可以是思想争鸣的基点。它最大的魅力，或许不在于还原了多么波澜壮阔的史诗，而在于它如此认真地对待了“过去”，并迫使作为“现在”的我们，与之进行一场严肃的对话。当一部剧能让观众暂时离开眼前的琐碎，去关心一千年前一群人的困境与抉择，并从中映照出关于权力、责任与和平的永恒命题时，它所提供的就不仅仅是消遣了。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拓疆，一种在快餐文化中难得的、深长的呼吸。历史中的“热闹”总会过去，但这种“呼吸”一旦被唤醒，便会留下更为持久的精神物什。

格调 · 文艺 · 时尚

天马行空地观天下、品世界。

来源：比天空还远的季节